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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顺应了天意，阴阳四季五行之气就会正常运行，“故人气调和而天地之化美”
[45]。
“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
如果世事乖戾，那么阴阳及五行的正常状态就会随之而错乱，即“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
[46]。
这种灾异出现既是天意的表露，也是人们行为的直接后果，二者是一致的。
由于作为媒介的阴阳五行均被天赋予一定的道德特性，它们的运行和人们的行为对它们的感应又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就产生了通过阴阳变异来揣摩天意和探求人事失误的阴阳灾异学说。
“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
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47]是这一学说的理论根据。
“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于天下，则咎除。”
是这一学说的纲领。
“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
救之者省繇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矣。”
[48]则是这一学说的具体运用。
这一学说并非董仲舒首创，但把它发扬光大，完成汉代儒学神学化、方术化的“功劳”
，却非董仲舒莫属。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有一个优点，就是强调了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一定主观能动作用。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
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中间。
……天地之精所以生万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
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
[49]在天施地化的宇宙体系中，只有人能以仁义之行，顺乎天地而成就事功。
在人世上，人不但修德可以得到天佑，就是犯有过失，也可以通过修正行为而免除灾祸，求得正常发展。
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体现了新生封建地主阶级对自我力量的充分认识，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
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以中央集权制度为现实基础，进一步发挥《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把以天为中心的宇宙模式搬到现实社会，创立了他的大一统的社会学说。
董仲舒以尊天为尊君的逻辑起点，用神意史观论证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封建统治的合法性。
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
[50]所以“《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51]君主必须具有绝对崇高的权威，只有“立于生杀之位”
，才能“与天共持变化之势”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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