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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蓝田猿人化石共存的动物化石也发现了很多。
公王岭的动物群包括大熊猫、东方剑齿象、中国貘、华南巨貘等，具有强烈的南方动物色彩。
陈家窝的动物群北方类型动物成员占很大比重，大角鹿、斑鹿等都是华北的种类。
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相距很近，而动物群却有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两地猿人生活时代早晚不同的缘故。
1983年对公王岭和陈家窝的地层剖面进行古地磁法测定结果为：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层位的年代距今约110万—115万年，陈家窝蓝田猿人化石层位的年代距今约65万年。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公王岭蓝田猿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70万—80万年前。
在公王岭蓝田猿人化石出土地点的层位里共发掘出20件石制品，另外在公王岭及其附近几公里范围内与猿人化石同时代的地层中还采集到50多件石制品。
公王岭蓝田猿人使用的石器原料主要是石英岩、脉石英和石英砂岩的砾石，石器种类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球形石、砍砸器、手斧等。
石核比较粗大，都有自然台面，从打击点、放射线和半锥体阴痕等人工特点分析，它们是用锤击法打片后留下来的石核，并且石核的利用率不高。
石片也比较粗大，石片是从石核上用锤击法生产的，打击点较集中，形状不规则。
刮削器可分单直刃、单凸刃、端刃、圆端刃刮削器，除圆端刃刮削器用小石块制成外，其余均用石片加工而成。
球形石表面保留小部分砾石面，其余部分布满小石片疤，系多向锤击打成。
砍砸器均用粗大砾石采取锤击法打制而成，有单刃和复刃两种。
手斧发现两件，是将整块石英岩砾石采用交互锤击法打制成的，呈三角形，后部保留砾石面，下部宽厚易于手握，器身布满小石片疤，从形态上看，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相似。
从生产技术上看，公王岭蓝田人打制和加工石器均采用锤击法，且以单面加工为主，许多石片未经第二步加工就直接使用，修制技术简单粗糙，器型不太规整，原料的利用率很低，这说明公王岭蓝田人的文化还比较原始。
但我们也要看到，公王岭蓝田人的石制工具类型已较多，且有一定程度的分化，打制石片和修制石器已具备某种程序和方法，这又反映出其文化也有一定的进步性。
综合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的材料看，蓝田人在蓝田地区至少生活了几十万年。
公王岭蓝田人生活的时代介于元谋猿人和北京猿人之间，从空间分布上也位于二者之间，这样就把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一步连接起来。
蓝田人在时空上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蓝田人使用手斧、球形石等器物判断，蓝田人文化与时代稍晚的晋南匼河文化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
三、北京猿人及其文化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房山周口店的龙骨山。
最早在周口店一带调查和采集化石的是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
1918年2月安特生第一次到周口店的鸡骨山考察动物化石。
北京猿人尖状器和雕刻器（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出土）
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Zdansky）合作，开始对鸡骨山进行发掘，同年8月，安特生等得到当地老乡提供的有关龙骨山的重要线索，马上让老乡引导去龙骨山考察，立刻采集到猪和肿骨鹿的下颌骨化石，并发现堆积物中有石英碎片，安特生认为这些石英碎片非自然营力搬运所致，肯定是远古人类的行为结果，安特生当时就断言，这里曾经有原始人生存。
于是安特生毅然停止了在鸡骨山的发掘，把发掘工作转向龙骨山。
1921年至1923年师丹斯基在龙骨山的试掘中获取2枚人类牙齿化石，一枚是磨蚀严重的臼齿，代表一个老年个体；一枚是尚未萌出的前臼齿，代表一个幼年个体。
1926年10月，安特生在欢迎瑞典皇太子夫妇环球旅行到达北京举行的学术会上，首次报道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这个重大发现立刻轰动世界。
龙骨山出土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地点被编为周口店第一地点，这个地点即著名的北京猿人遗址。
1927年对周口店第一地点进行正式发掘，并于当年出土一枚保存完好的左侧下臼齿，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Black）对这枚牙齿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师丹斯基发现的两枚牙齿，将龙骨山出土化石所代表的人类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Sinanthropuspekinensis），通常称为“中国猿人”
或“北京猿人”
，这就是“北京猿人”
一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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