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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高明。
其三，须“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学习西方文化，合成“新文化系统”
，然后再去助益世界文化。
任公揭出的远大目标是：在开放的、世界的视野下，发展中国民族独立的新文化。
他说：“我们做国际团体一分子的中国，应该怎么样，我国民该走哪条路，才能把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
，“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
我们提倡这个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
又说，“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
为什么呢，因人类全体才是“自我”
的极量。”
“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个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它发展。
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
[13]
他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1）明确地提出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2）提出了“人类全体文明”
的概念，并强调了它是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统一的重要见解。
这与当下我们的见解是完全相通的。
与梁启超一同考察战后欧洲归来的张君劢，也明确表达了发展独立的民族新文化的主张。
他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
。
最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认为的我国新文化发展应有的“方针”
，这就是：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
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
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
[14]
这有助于与梁启超的见解互相发明。
足见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及其文化保守主义，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翼。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标志，与之相应，梁启超诸人与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间的不同主张，实相反相成，彼此之互动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自觉的表征。
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持续高涨，推动了国人此种文化自觉愈趋理性发展。
1935年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1938年“抗战建国”
成为全民族的“国是”
，“民族文化复兴”
的口号更不胫而走。
文化民族主体性的观念进一步凸显。
要注意的是，此种观念奠基在了上述梁启超辩证观点的基础上了，而与传统的复古守旧，判然划开了界限。
只需看看，尽管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的20年间，文化论争仍在进行，但各方在复兴民族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在趋同，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首先，复兴民族文化成了争论各方的共识。
其间，争论前期普遍使用的“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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