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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心理韧性研究领域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进展，即研究者开始质疑保护因素的普遍性（Luthar，Zelazo，2003）：与其他个体相比，某种类型的个体在特定的发展结果上是否更受益于某种保护因素？这意味着保护因素的保护效应可能具有群体的特定性。
这也使得对离异家庭儿童的保护因素或保护机制的研究显得更有意义。
总之，探讨离异家庭儿童发展结果的影响因素问题，也就是探讨在不利的家庭环境条件下，儿童发展环境中的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所起的作用问题。
2.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认知和学业成就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例如，梅尔西（Mercy）等人发现，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儿童的智力发展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另有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例如，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与其教养方式有关，而教养方式又会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刘浩强，张庆林，2005）。
在我国，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创造力有显著的影响（师保国，2007）。
早期的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地影响儿童的认知功能，而较少地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近年来，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社会性和情感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国外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更容易表现出行为和情感上的问题。
对于3岁以前的年幼儿童，这种关联其实并不明显。
而当儿童发展到童年早期时，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的社会情感问题的关系开始表现出来。
这种消极影响逐渐更多地反映在儿童的外化行为问题或反社会行为上（如不服从、打架、同伴关系恶劣、易怒等）（谭静，2004）。
到青少年期，低社会经济地位与较差的适应能力相关显著，并对抑郁和犯罪行为有着更强的预测作用（谭静，2004）。
可见，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影响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而且能够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心理健康、情绪情感等方面的发展。
那么，社会经济地位是怎样影响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呢？对此，以往研究者也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问题，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中介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的获取、父母教养方式和教师行为等方面（谭静，200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在获取发展资源方面处于劣势，例如，成长所必需的营养得不到保障、缺乏较好的医疗条件等。
同时，他们也缺乏接受教育、发展认知功能所必需的资源，例如，学习的必备书籍、课余活动课程等。
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受到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经济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会导致父母的抑郁和焦虑水平提高，父母冲突增多，这些因素进而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使不良的教养方式增加，而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对儿童的认知、社会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往往忽视对儿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无法为儿童提供相应的认知方面的教育。
此外，教师行为和态度也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学校中，如果教师倾向于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对他们抱有较低的期望，给这类儿童提供较少的机会，当这些儿童表现较好时不给予及时强化，这些都会导致儿童的学业受挫（谭静，2004）。
另外，社会经济地位还会通过一些调节变量，例如，通过学校、社区等影响儿童的发展（谭静，2004）。
例如，学校会对儿童的获取资源、学习指导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社区也会对儿童的发展产生影响，在那些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聚居的社区，往往会出现社会秩序不良、儿童发展的资源较少等特点。
（三）离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现状
我们根据科尔曼提出的儿童发展的资本理论，采用相应的题目组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该问卷旨在考察儿童发展所需的家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其中，经济资本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借债情况；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父母工作时间和文化水平；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前者主要包括与儿童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后者包括与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父母的同事、亲戚、邻居等。
对儿童经济资本的考察包括家庭月收入、借债情况，项目如“你家中现在的借债情况如何？”
。
对人力资本的考察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工作时间，如“你爸爸一天大约工作几个小时？”
。
对家庭内社会资本的考察主要包括与儿童一起生活的家人，如“你现在和谁一起住？”
。
对家庭外社会资本的考察主要包括与家庭经常联系的亲戚、朋友等，例如，“当你们家遇到困难或者重大事情时，帮助你们的亲戚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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