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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5可以看出，父母离异与否、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强度、冲突频率与其积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与冲突解决有显著的正相关。
儿童感知到的冲突频率、冲突强度与消极情绪分别有显著正相关，冲突解决与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而离异与否与儿童的消极情绪相关不显著。
表5-5个体因素的各个变量与积极和消极情绪的相关分析
（2）儿童的积极、消极情绪对个体因素的回归分析
分别将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作为因变量，将父母是否离异、父母冲突的三个维度（频率、强度和是否解决）作为预测变量，以逐步的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6。
表5-6离异和父母冲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预测（逐步回归）
可见，对于积极和消极情绪，离异与否都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而冲突频率的预测作用显著。
也就是说，父母的冲突频率能够影响儿童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频繁的父母冲突会使得儿童的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增加。
（3）离异、父母冲突对儿童积极情绪的影响机制
为了考察父母离异和父母冲突对儿童积极情绪的影响机制，我们建立了父母离异与否、冲突特征以及离异×冲突特征对积极情绪的影响作用模型，并重点分析了父母离异和父母冲突的交互作用。
其中，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解决反向计分作为冲突特征的外源变量，将频率×离异、强度×离异和解决反向×离异作为交互作用项的外源变量。
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考察离异、冲突特征和两者交互作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5-7所示，各项拟合指数都比较良好，模型可以接受。
表5-7离异、父母冲突及其交互作用对积极情绪影响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的路径系数如图5-1，离异与否、父母冲突特征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初中生积极情绪的影响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图5-1离异、父母冲突及其交互作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模型
把冲突分数以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为标准，将被试分为低分组和高分组，考察是否离异和父母冲突的交互作用，结果如图5-2所示。
我们发现，无论是离异家庭儿童还是完整家庭儿童，父母冲突越高，其积极情绪体验越少。
但是，相对于完整家庭的儿童而言，父母冲突对离异家庭儿童积极情绪的不良影响相对较弱，也就是说，相对而言父母冲突对于完整家庭儿童积极情绪的不良影响更加严重。
图5-2离异与父母冲突对积极情绪影响的交互作用
（4）离异、父母冲突对儿童消极情绪的影响机制
进一步，考察父母离异、冲突特征和两者交互作用对消极情绪的影响，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5-8所示，各项拟合指数都达到了理想水平，模型可以接受。
路径系数见图5-3。
表5-8离异、父母冲突及其交互作用对消极情绪的影响模型拟合指数
图5-3离异、父母冲突及其交互作用对消极情绪的影响模型
结果表明，父母是否离异对儿童的消极情绪不存在显著性影响，父母离异和冲突的交互作用项对消极情绪也不存在显著性作用，只有父母冲突特征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显著。
这说明，相对于父母离异，儿童的消极情绪更多受到其感知到的父母冲突的影响，同时，父母离异与否也没有在父母冲突与儿童消极情绪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三）综合讨论
1.环境因素对离异家庭儿童情绪的作用
对于离异家庭儿童而言，其心理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环境即为家庭和学校环境。
正如周燕（2000）所言，家庭环境对于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人格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从小在家庭中长大且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中小学生来说，家庭对其心理健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他们一生心理健康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小学生的另一个主要发展背景就是他们的学校环境，学校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们主要从家庭和学校环境角度，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物质资源指数以及家庭和学校教育资源对其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影响作用。
我们发现，对于积极情绪，在家庭经济地位方面，只有家庭外社会资本与积极情绪有显著的相关，说明离异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与儿童的积极情绪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教育资源以及物质资源也都与离异家庭儿童的积极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资源和家庭物质资源越丰富，离异家庭儿童的积极情绪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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