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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起火中的宾馆比喻成一艘将沉的航船，那么官员理所当然就是那艘即将沉没的船上的船员，坦然地坚守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应该是他们本然的要求。
我们对职业普遍缺乏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意识，我们实际上很少有人视个人的职业责任为神圣天职，我们的敬业精神更多地基于外在的因素，一是社会功利，一是社会的精神灌输与规章制度的约束。
为什么在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始终没有充分地发育这样一种人格品质：在任何时候，坚守自己的职责，坦然面对生命中的意外？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道德与深层教育问题？
在传统社会文化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确实要超越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理路，让道德更多地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处境，关注个人的美好生活，关注现实的利益。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的社会确实还从没有在个体人心之中真正确立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原则，我们传统社会的道德水准更多的是处于习俗化水平。
所以，过多地把道德建立在现实利益关怀之上，可能导致的一种倾向就是道德本身的消解，即社会的去道德化。
我们必须关注个人内在道德主体性的确立。
在这个意义上，重温康德的义务伦理，应该大有裨益。
“狼来了”
是当前中国社会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伦理故事，北京师范大学石中英教授在反思“狼来了”
的道德故事所呈现的道德逻辑的过程中，反对一种建基于经验世界的道德法则，他的问题关注转化成“假如狼没来，谎言是否会继续？”
从而追问谎言本身的价值缺失，重新提出道德是人性的义务，把道德看成实践的内在要求，不是功利的考量。
他的表达虽然有义务论的嫌疑，他的意向可能更接近于当代西方德性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路径。
在当下人心浮躁的社会，重提德性论，把道德的眼光由外而内，确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一个社会的德性是该社会长期进化、选择、演进的结果，也是一个社会道德理性不断张扬的结果。
外在的基于利益均衡的社会选择与内在的个人道德理性的发生发展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的虚空的道德说教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但与此同时，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智慧的演进与理性的累积，又使得我们在面对社会利益的同时，转向个人内心，寻求个人道德理性的完善与生命境界的提升，逐步建立个体内心的道德法则，真正使个人的道德主体性得以确立，上升到一种人性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关注回归学生生活世界，强调自主建构、自主发展的教育原则是必需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用传统的道德强力控制的方式，而是指我们确实需要从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发掘我们民族个性品质中的缺失，从深层去孕育、夯实个人道德主体性建立的真正的基础。
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始终停留在表层，不管它是多么热闹、花哨，最终结出的果实可能是个体道德人格的整体性萎缩，或者说依然无法真正建立。
钱钟书先生1957年6月为他选编的《宋诗选注》作的序中有言，有种“活的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也就愈长愈牢”
。
我们的民族不太善于去牢记那些与当下个人无直接关涉的历史中的伤痛的记忆，即使有那么一些记忆，也往往是粗线条的。
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多一点那种活的记忆，即使它带来的是伤心的灼痛，也胜过轻而易举地被遗忘，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那正在被浮华生活所麻木的道德神经。
那么，就让那场大火在一个民族心灵的深处继续燃烧，照亮民族性格中的怯弱与卑微、阴暗与苟且，让我们从历史的伤痛中学会站立，挺直脊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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