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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年前的那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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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谈个人道德主体性何以确立
1994年12月8日，中国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友谊馆发生一场罕见的大火惨案。
这一天，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参加演出活动的师生、干部和其他人员共有796人。
大火造成325人死亡，其中288人是年龄在8到14周岁的中小学生，独生子女占98%；烧伤136人，其中重伤致残60多人。
事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细节值得深思：其一，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说，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让领导同志们先走！”
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的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
其二，事后据医生鉴定，死难者中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挤死或踩死的，在许多孩子弱小的尸体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细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
其三，一个年轻的女音乐教师本已跑了出来，在通知完附近人们赶快救火后又端着水盆跑进火场，她的学生还在里面，这次她再也没有出来。
一名年迈的女教师，四肢伸展死在火中，她身下是自己班中几个学生，在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班主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炙热的火舌。
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掩护孩子。
这次火灾中有40多位老师在场，36位以身殉职。
回顾这个事件，最让人痛心的当然是“让领导先走”
的刺耳呼声，其次是那些刺穿尸体的皮鞋、高跟鞋印。
这呼声和鞋印盖过了一切道德的、社会的、职业的责任，剩下的只有逃生的本能，人的世界此时此刻已变成狼的世界。
我几次在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讲座中讲到这个事件时，曾这样问道：如果当时是你我在场，我们究竟会如何表现？一定是镇定自若，还是如出一辙？我们在追问当事人的责任时，难道我们不需要叩问一下我们自己？难道我们就可以以道德高位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训问那些苟且的逃生者？下一个逃生的难道不会是你我中的一个？我确实吃不准，我的答案只能是也许会，或者可能不，我无法找到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地说“不”
的理由。
我知道，这个问题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追问，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追问，实际上也是对我们民族品格的追问。
当然，这中间确实还有一个可以用“伟大”
这个词的群体，在场40多位老师，36位殉职。
这个数字让我们感到沉痛的同时也不免有些欣慰，感到我们民族在危急时刻还是有挺身而出的脊梁，感到我们这个民族关键时刻还是有人像人那样地活着，并非个个都是苟且贪生之徒。
虽然我们不至于像传统社会一样，把他们抬到道德的圣坛之上，但他们的行为确实体现了一个人之为人的本色与尊严，体现了一个教师之为教师的尊严，他们理当值得我们尊敬并且永远怀念。
这里就引出一个需要我们郑重思考的问题：到底是官员的道德品质整体比不上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那些在场官员的道德品质比不上在场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他们的实际道德品质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只是其间别有他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但我并不认同整体上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平就一定比社会其他职业的道德水平更高，就个体道德而言之，我更倾向于这样判断：官员中确有些道德觉悟不高的人，就好像教师群体中确有人道德觉悟很高。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对这个事件中人们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只能这样分析，那就是不同人群跟学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亲疏关系与情感认同的差异，实际上平常生活中这些人在一块，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大同小异，但危机时刻，由于官员们对学生并无直接情感上的亲密，他们的责任也没有认同于这一点，即这些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们此时此刻的责任，他们没有在关键时刻迸发出一种做人的尊严，所以他们选择的是尽快逃离；而那些教师，由于孩子是他们亲自带来，是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定地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坚守战场是他们此时此刻存在的唯一理由。
当然，那时那地，教师们也不可能想这么多，实际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已经转化成一种生命的本能。
这样分析，对于我们喜好完美道德榜样的社会习惯而言，也许不太中听，但也许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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