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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完成了《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
这是18世纪前期趋于低潮的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成果。
水户学派的尊王思想在18世纪幕藩体制动摇时被认为是倒幕的思想依据之一。
活跃在18世纪江户思想文化和教育舞台上的人物还有倡行“心学”
的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以及博学的三浦梅园（1723—1789）、激进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7—1762）等。
其中，“心学”
吸收儒、佛、神诸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特别是市民阶层朴素的处世术和修养法，成为18世纪中、后期城市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
18世纪不仅是日本社会思想各派争鸣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萌芽相继出现的重要时期。
例如，吉田光由（1598—1672）编纂的算术书《尘劫记》在17世纪后期作为数学用书曾广为流行；关孝和（？—1708）的《发微算法》则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
。
《清良记》第7卷（著者不详）和宫崎安贞（1623—1697）的《农业全书》10卷，则是农业方面的经验总结。
在天文学方面，保井算哲（涩川春海，1639—1715）首次编制了日本人自己的历书《贞享历》；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1655—1715）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和本草》和《庶物类纂》。
此外，当时虽然由于锁国而抑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但木刻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接近成熟，以这种技术印刷的书籍，在17世纪末就已经达到了3.5万册以上。
这些被称为“经验的自然研究”
的成果虽然刚刚产生，但是“经验研究的进展，逐渐促进了批判意识的成长，致使固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等特定学派的精神因而逐渐涣散”
。
[2]此外，18世纪以后，以日本假名印刷的书籍数量逐渐增加而佛教的书籍逐渐减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的增强；而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则初步向日本人介绍了日本之外的世界，为吸收欧美近代文化做了历史的铺垫。
三、价值观的变革倾向及其影响
17世纪后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不仅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也在思想的深度上震撼了当时的社会，逐渐形成了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
。
[3]
日本思想史上的这一启蒙时代，首先是一个原有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法开始发生动摇、改变和更新的时代。
具体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在18世纪逐渐强化。
商人富裕奢华、武士贫困潦倒的严酷现实，也使得大批原先位于“四民”
之首的武士们（特别是下层武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附于商人阶层，而且许多人还不得不亲身投入（后来则是主动地投入）到新的经济活动之中。
当时“举世倾慕町人”
[4]，武士的权威和高贵地位一落千丈。
当时的长崎富商西川如见（1648—1724）在其著名的《町人囊》中表达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生于武家，烦扰甚多。
一生恐恐然侍奉主君而心无松懈之时。
以名利为第一谨言慎行。
相比之下，还是町人轻松愉快。”
[5]他又把商人比作流水，流水虽在万物之下却滋润天下万物；商人虽在四民之末，却也为世间不可或缺。
心学领袖石田梅岩也充分肯定商人职业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强调实用知识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城市商人的这些新的打破常规的思想意识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对历来封建的世界观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的怀疑和批判。
从荻生徂徕的“理无定规”
（《辩言》），到三浦梅园的“号称圣人、称做佛陀者原来都是人”
（《答多贺墨卿君》）[6]等，就是对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的结果。
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依据天文学的知识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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