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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
它假定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
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
但是，这种所谓“自然”
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
启蒙思想首先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主权至上论；国家建构不再是上帝授权的行为，而是人的自然理性的成品，社会秩序摆脱了此岸与彼岸的关联。
以国家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时代的真正开路先锋”
，它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
商业活动的扩张、技术工业的发展都是世俗政治建构的后果。
世俗政治建构打破了封建制经济，全面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从宗教生活秩序的关联中分离出来。
随着自由经济的扩张，市民阶层才日趋结集。
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论与经济上的重商论携手，世俗政治—法权的自主与劳动—资本的自由互相补充。
这一切基于一场关于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观念使社会生活的变迁方向正当化了，这才是启蒙运动的实质意义之所在。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是确立自然之神的地位。
自然概念在中世纪希腊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的定位与这一概念在启蒙时代思想中的转位，是理解启蒙时代现代原则的关键。
启蒙时代的“自然宗教论”
和“自然道德论”
所具有的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尽管自然宗教论本身是从神学的传统主题上发展出来的，自然道德论在传统神学体系中也有牢固的根基。
把启蒙运动视为反宗教、反神学教条和权威运动的论点应当重新认识，因为无视启蒙时代自然神论的历史作用，会妨碍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把握。
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深远意义在于：以超自然为根据和支撑的传统教义思想被削弱，教义神学分化为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学，基督教理论失去了超自然的、教会认准的启示规约，成为自然真理的一种神性绪言。
从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方面来看，“自然权利论”
更换了传统的、与神性秩序相关的自然法理论，反映出与自然神论更换启示神论相同的内在逻辑。
自启蒙时代以来，诸多革命性诉求和主义论说无不以“自然权利”
为基础（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自然权利论”
已经确立）。
18世纪的自然主义还体现在宗教的自然主义哲学上。
宗教哲学也打出理性主义旗帜，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
“Deism”
这词译作“自然神论”
，指人们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凭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从而认识以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神即自然”
。
近代的宗教哲学所信仰的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而不是人格化的神。
这种标榜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批判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无疑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它既然恪守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势必不能彻底消除信仰主义而只能以对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对神的信仰。
自然主义思潮对18世纪乃至整个19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构成了18世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之一。
卢梭、巴西多、裴斯泰洛齐等教育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自然主义成分是这个世纪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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