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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君主或国家的第二项职能在于“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
[16]，即须为设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提供经费。
不过，这类费用往往因社会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而表现出差异。
第三，君主或国家的第三项职能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这类机关和工程往往给社会带来利益，但其性质又决定了这类机关和工程难以期望由个人或少数人来维持。
社会中那些为方便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即属于此类工程。
在经费开支上，斯密主张针对社会各阶层从国家承担的不同职能中的获益情形的不同而遵循不同的经费开支原则。
国家防务及安全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其费用自当由全社会来负担；为保护个人安全的司法费用，则从法院诉讼费及手续费中支出；至于为方便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保护特殊商业的费用可由受益的工商业者负担；而关于创设青年教育设施及公共教育设施的费用则由受教育者和教会负担。
如果说斯密的以上论述主要是从国家承担的社会职能为国家所应承担的教育职责及教育职能的论述做铺垫的话，那么接下来斯密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出发详细论述国民教育实施的必要性。
对于分工，斯密极言其经济意义。
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17]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显现出这样三个方面的经济意义：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斯密的这些认识主要源于他对工场手工业生产时代的生产技术发展原因考察的结果。
人类出于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的天性倾向，一种为人类所具有、所特有的倾向，进行了社会分工。
这种分工促成“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状况的出现。
分工所追求或实现的结果是“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
。
[18]
从斯密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分工，一共有两种类型：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
这两种类型的分工在促使经济进步、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还对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伤害。
斯密肯定性地提出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形成依赖其日常职业。
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劳动仅仅局限于少量的、简单的操作，那么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逐步丧失努力思考的习惯，最终蜕变为愚蠢无知的人。
其结果是“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
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
[19]。
由此观之，个人基于分工而对自己从事职业所需掌握的技巧的熟练，实在是以牺牲他的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为代价而取得的。
为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计，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以避免大多数人民陷入这种可怖的智力颓废状态。
而广泛开展实施国民教育运动便是国家可以采取的旨在发挥国民多方面智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具体来说，斯密认为国家应在下述几方面承担起实施国民教肓的职责：
重视普通人民的教育。
对于不同社会中一般民众的智力发展状况，斯密进行了对比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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