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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学教师的收入中，薪俸仅仅占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谢礼和学费，则会促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勤勉和努力，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得学生的敬爱、感谢和好评。
而假若教师的薪俸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则“在这场合，教师的义务与利益，立于尽可能对立的地位了”
[8]。
教师则极有可能对自己本应竭尽全力从事的教学工作敷衍了事，而不是全身心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大学教师的管辖权
为较好地促使大学教师履行自己的教学义务，需对教师作出较为明确的管辖权的划分。
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需要服从的权力共来自两大方面：一种来自具有法人资格的专门学校或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本人亦为专门学校或大学的一员。
教师所可能服从的权力还有可能来自一些外部人的手中，如主教、州长或阁员之手。
在此情况下，教师便难以完全忽略自己的义务。
他们在一年的一定时间内上一定时间的课，举办一定次数的演讲。
但是由于行使监督权力的人往往对教师任教的学科难有真正的理解，且很少亲往教室聆听教师的讲演，加之他们的傲慢，往往对教师进行无正当理由的谴责、开除。
“这一来，必然要减低教师的品格，教师原来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成为最卑贱、最可轻侮的人了。”
[9]这正是当时英国大学教师境遇的真实写照。
（四）大学课程观
斯密认为，现代的欧洲大学绝大部分是出于培养、教育僧侣的目的而设立的，所以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便以神学课程的学习为主，并辅以必要的为神学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的课程。
在大学课程中，拉丁语的学习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教会举行礼拜活动使用拉丁语，教堂中诵读圣经文本亦为拉丁语，僧侣们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也离不开拉丁语。
此种情势遂使拉丁语的教育与学习成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教会组织及大学的双向推动，使得“在欧洲，行使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即僧侣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神圣者的语言和凡俗人的语言，有学问者的语言和无学问者的语言。
僧侣在执行祭务当中，既必须知道几分这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自始就成了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10]。
至于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虽在大学课程体系中未获得与拉丁语学习的同等地位，但基于宗教原因也成为学生修习的一部分内容。
由于“最初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语原书，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原书，比拉丁语圣经对他们的主张更有利”
[11]，他们便纷纷主张加强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
另外，罗马天主教僧侣们在维护、捍卫拉丁语圣经的权威性及不可动摇地位的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重要性。
如此一来，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进入拥护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对宗教改革教理的大学，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除语言的学习之外，在大学的课程中，古代希腊哲学的学习也受到重视。
最初，欧洲大学在学习古希腊哲学时将其分为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
而现代欧洲大学对哲学教育进行了修改，其实行程序在一部分大学中往往表现为：首先学习伦理学，继而修习本体学，接着学习精神学，最后以道德哲学与物理学的学习结束哲学课程的学习。
斯密对于当时大部分欧洲大学的哲学课程学习提出了批判。
他认为，在那些最富裕、拥有最多的捐赠基金的大学中，教师对讲授此类课程的勤勉将大打折扣，往往以讲授变质的课程的零星片段而浅尝辄止，且常常是以一种非常马虎草率的态度来对待讲学，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
反过来，倒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大学注意随世界时代思潮的更新而改善此类课程的学习。
由于大学教育的不力及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脱节，许多家庭纷纷选送子女出国留学。
留学的结果往往使青年变得更为散漫、**，即便获得一两门外国语知识，也很少达到说得流利、写得通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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