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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艺术为例说：“在一种不再是基于社会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下，艺术在道德方面是会起良好作用的，艺术应该有伦理的和政治的内容。”
[133]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性的道德完善，但人们无法在不平等的社会状态下找到道德的根据，那么道德的根据、道德感的源泉又到何处寻找呢？卢梭仍然求助于他的“自然状态”
理论。
他以为，在“自然状态”
中，自爱心和怜悯是两项先于理性的原则，前者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但它尚不是道德概念；后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
“正是这种情感，在自然状态中代替着法律、风俗和道德。”
卢梭设定的两项原则的意义在于：一是指对人性的理解，情感不仅先于理性，且比理性更重要；二是要说明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是“自然状态”
的范型意义上的一个逻辑运用。
看来，卢梭讲的道德是就一种政治秩序观意义而言的。
他把道德与正义视为理想政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两者紧密结合，“正义和善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一切有感觉和存在不可或缺的自爱之心的必然结果”
“我们所谓‘善’就是由于爱秩序而创造秩序的行为，我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由于爱秩序而保有秩序的行为”
。
[134]
卢梭之所以崇尚道德，贬损知识，是因为他认为知识会导致财富分配的过分悬殊，而道德却能维护财产的均等，确保平等的实现。
成为有道德的人，仅是成为新人的前提，要培养和造就真正的新人，就必须使有道德的人成为道德理想国的道德公民。
所谓道德公民，就是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而个人意志完全消解在公共意志的海洋之中，个人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卢梭指出，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应当培养道德理想国的道德公民，因为“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
[135]。
这样的人，就是道德公民；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建设道德理想国。
当然道德理想国的公民不仅与道德共同体融为一体，而且与一切合乎自然的顺序和法则融为一体；与丰富多彩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并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卢梭的国家教育论
对卢梭而言，教育与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对于社会道德的改善，教育是关键，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国家的事。
国家必须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儿童……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
[136]因此，对于卢梭而言，首先国家为儿童设立练身场，目的在于施加道德影响。
从儿童共同的游戏中培养未来政治家的国事管理才能。
卢梭在《爱弥儿》中苦心经营的教育理想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得到了充分而具体的体现。
他认为在学校中设立一个练身场，是为了儿童进行身体训练，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理由是：可以“使儿童健康而强壮，尤其是为了对道德的影响”
[137]。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良好的教育应当是消极的。
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儿童2～12岁时期的主要教育方法。
卢梭认为，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12岁。
在这段时间内应采取祛除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否则，来自社会的那些错误和恶习就会发芽滋长，以致以后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扎下了深根，而且永远不可根除。
有鉴于此，卢梭提出，按照自然的进程而言，儿童所需要的教育正好同现在社会所实行的正规教育恰恰相反，人生“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
它不在于教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社会的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误”
。
因此，必须对儿童进行非道德说教。
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非道德说教的一系列要求和措施。
卢梭一反常规，认为这种消极的教育在公共教育制度中是极容易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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