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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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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是俄国欧化的重要阶段。
在这一阶段，不仅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便改变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
教育改革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
正如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一位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伯爵（Г.И.Головкин，1660—1734）所说的，“欲拔俄国于愚昧无知之境，跃登世界荣耀宝座”
，离开有文化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离开熟练的技师和工程师，离开医生和教师是办不到的。
[24]为了解决极度缺乏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的问题，彼得一世政权在教育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延聘西方专业人才时，要求他们在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过程中向俄国人传授科技知识；大量派遣贵族青年出国学习；开办各种世俗学校并且要求教会所办学校侧重世俗知识的传授。
改革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
一部分名门贵族打着为维护古风而斗争的旗号起来反对改革。
有的大贵族甚至把派他们的子弟出国学习航海术的做法视为与“大贵族荣耀”
的观念背道而驰，有的反动集团在其散发的传单中把彼得一世描绘为反基督者。
[25]先进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围绕着如何使俄国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其中谈论教育问题比较多的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瓦·尼·塔季谢夫和伊·吉·波索什科夫。
一、普罗科波维奇的教育思想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或译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
他从基辅莫吉拉学院（亦称基辅学院）毕业后到波兰深造，以后又到罗马学习，1704年返回俄国。
在罗马时，普罗科波维奇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文学、历史、数学，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按照一位丹麦旅行家的说法：“这个优秀人物，就其学识而言，几乎没有人及得上他，特别是在俄国宗教界更无人及得上他。
他除历史、神学、哲学外，还精通数学，而且对这门科学有无法形容的爱好。
他通晓各种欧洲语文，而且能用两种欧洲语言谈话，但在俄国，他除俄语外，不愿说任何外语，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用拉丁文，而他的拉丁文是不亚于任何科学院的院士的。”
[26]另一位西班牙神学家则评价说：“如果对他要有什么指责，那就要指责他的宗教信仰，假如他真有宗教信仰的话。
他的图书馆可供学者使用，比皇家图书馆和托罗伊茨修道院图书馆优越很多，按其藏书之丰富，在俄罗斯这个书籍贫乏的国家里，实无与伦比。”
[27]这位西班牙神学家不相信普罗科波维奇是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他的宇宙观里含有强烈的世俗因素。
据说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3万册涉及不同知识领域的图书。
[28]
普罗科波维奇回国后始任基辅学院教师。
他具有卓越的演说才能。
他经常发表讲演，热情地证明改造俄国文化的必要性和教育的益处。
彼得一世多次听过他的演说，认定他是自己事业的支持者。
1716年，普罗科波维奇被调至彼得堡，成了彼得一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得力助手。
他还是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最多产的政论家。
普罗科波维奇在他的演说中从各方面为彼得一世的改革进行辩护。
他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说词里为出国旅行学习进行辩解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
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巨大。
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
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
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
[29]他强调，旅行一般地说来是能增加旅行者的智慧，特别是能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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