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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盖斯纳(Gesner)在新创办的哥丁根大学建立了一个教育学训练班。
9名神学学生组成了第一期师资训练班。
他们为教学做准备,除了神学课程以外,必须学习所有的哲学研究、数学、物理学、历史和地理。
指导者每天进行两小时的教学,一星期一次用拉丁文进行哲学问题的讨论。
学生必须在城镇学校中进行实习。
继哥丁根大学之后,其他大学也把教育学的讲座增加到了哲学的课程中。
当然,这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教育实践是泛爱主义运动,巴西多与他那独特的个性一起在全欧洲掀起了一个**。
随着他的《初级读物》出版,他接受了来自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等皇帝的慷慨捐赠。
巴西多在学校里开设了体育锻炼、语言学习、社会学习、宗教等课程。
18世纪是一个慈善教育的时代,以捐赠和捐款为基础的“慈善学校”
纷纷建立,如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的慈善学校、基督海外传播协会在美洲殖民地建立的慈善学校、英国的罗伯特·雷克斯(RobertRaikes)和“星期日学校”
运动、美国的星期日学校运动、英国的兰卡斯特—贝尔导生制学校、欧文的幼儿学校等。
教会慈善学校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英国的学校,最早在1680年于伦敦建立,1699年,“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
成立的目的就是建立宗教慈善学校,它为穷人的子女建立了教义问答学校,传授国教的原理。
1701年,“基督海外传播协会”
的建立是为了延伸安立甘宗在国外的工作,提供校长和牧师,建立学校,培养儿童读写能力,理解教义问答,掌握教会的教条。
贝尔—兰卡斯特导生制学校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意蕴[77],教室中充满着竞争性个人主义,教室组织与教育学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教室中尽管注意到了个体的灵活性、原创性和创造性,但总是强调相似的教学。
教师控制教室中的“正面教学(frontalteag)”
、竞争、个体行为和成绩,听读课本、完成作业、参加测验,寻找正确答案,复制已知的东西。
教室制度的社会关系、组织和心理学是相互依存的,教室中渗透着18世纪和19世纪的市场和“纪律或规训”
革命。
英国慈善学校改革家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Lancaster,1778—1838)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将市场和“纪律或规训”
革命引入现代教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从学校制度的建立上来看,在18世纪的各级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德国领先一步。
在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初等教育方面发展最快。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建立了大约1700所初等学校,只有奥地利可以与之相比。
18世纪,丹麦开始建设公共学校,挪威开始实施强迫教育。
法国基督教兄弟会学校也迅速发展。
大革命导致了许多谕令的颁布,在国家管制的基础上建立师范学校,但实际价值不高。
在课程设置方面,初等本国语学校的学习在整个18世纪仍然是阅读、书写和算术,也包括拼写、宗教和音乐。
在法国的天主教本国语学校,用法语进行教学,也用拉丁文,每天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教义问答。
在洛克时代的英国的学校,课本是角贴书[78]、初级读本(小祷告书)[79]、分印诗篇、圣约书和圣经。
这只是表明一种宗教的本国语学校。
英国国教的慈善学校所提出的目的同样表明了宗教的本国语学校性质。
1763年,腓特烈大帝发布的《学校条例》(Schulations)确定了使用的课本,表明普鲁士的教学仍然限定在阅读、书写、宗教、唱歌和数学。
在殖民地美国,诺亚·韦伯斯特(er)描写了他于1764—1770年就读于康涅狄格的学校的学习和课本“主要或全部是狄尔渥兹(Dilworth)的拼写书、分印诗篇、圣约书和圣经”
,还有一些书写和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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