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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没有经历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事件。
在感知到存在不公平事情的10名同学中，有6名同学是对权威人士做法的不满（针对老师）。
包括：
关于老师安排座位：
“老师让我坐在最后面，后面都是男生，可能是因为后面都是一些调皮的学生，让我冲冲他们，压压他们。”
关于老师分配工作任务：
“可能就是别人的工作让我来做，别人的事情老师就把它推给我。”
关于课堂提问：
“就是发言的时候老师老不叫我。”
关于选拔班干部：
“自己想做班长，不比现在的班长差，为什么自己却做不了班长。”
针对校长的：
“校长特别偏爱女生，上课打骂的都是我们男生，都不会骂女生。”
针对家长的：
“我和姐姐打闹时，爸爸总是让我让着姐姐，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有1名同学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受到了妈妈和同学的误解，家里的可乐瓶子少了几十个，妈妈非说是她拿的；在学校里捡到一支笔想还给人家却被同学误解为偷的。
只有3名同学的看法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不公平，其中1名同学反映的是老家人被愚弄，却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我觉得老家的人就是窝囊，在老家有个加油站值15万，他们9千就卖了。
大部分孩子没玩过电脑，政府捐的三台电脑都让那些书记搬回自己家了。”
1名同学提到外地人受歧视的问题。
“有餐馆的老板骂外地的员工，很不公平。”
还有1名同学思考得比较深刻，她提到三点，一是上学受到户口限制的问题：
“你若是北京当地人上学根本就无所顾虑，你要是外地人，找个好学校上就特别麻烦，我觉得这就不公平。”
二是与城里人生活条件差距较大的问题：
“你看人家住的又宽又亮，我们住的是随时都可能掉顶的房子；饮食也不同，他们早上可能是一杯热牛奶，面包，我们可能忙了早上根本就吃不上饭。”
三是外地人很难找到工作的问题。
“我妈妈有时候也说，现在凭力气干活都找不着，大街上贴的广告，一个月一千、九百什么的，但有时候你会被骗，凭力气干活还没有人用，最不公平的就是这个。”
可见，有一半的流动儿童没有感觉到存在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在感知到存在不公平现象的同学中，大部分儿童谈及的是对权威人物（老师和家长）做法的不满或者别人对自己的误解，只有3名儿童涉及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不公平。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儿童确实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社会不公平事件；另一方面，儿童受自身生活阅历和思维能力的限制，他们还不能认识到社会不公平的存在。
流动儿童是否受到城里人的欺负或歧视，这也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本次访谈的8名就读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中，只有1名儿童反映受过欺负。
“放学的时候，我把书包放在书桌上，回来时书包放地下了。
有个人的书包和我的是一样的，我问他是谁把我的书包放地下了，他就说，‘对不起，我以为那是我的书包，我想把我的书包放那里’，我敢说他肯定是故意的。”
其余的7名同学全都反映没有受到过欺负。
“同学之间闹着玩，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不友好的，没有人欺负我。”
“没有人欺负过我，也没有人看不起我们。”
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16名流动儿童中，11人反映受到过欺负，但由于他们交往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动儿童，因此大多反映的是与社会歧视无关的同学之间欺负或被欺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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