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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引用这部分内容的频率仅次于政治史。
在这些超自然现象中，有一部分如彗星、地震和气象等使古代人感到困惑，但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自然现象。
这些记载，由于有确切的日期，对于科学家和学者来说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
然而其他大部分的“祥异”
内容都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
这些材料若在人类学家手中，可能会给《金枝》一类的书增添不少素材；然而盖洛选择这些材料是为了要说明中国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迷信。
他把“风水”
和“祥异”
归类为“迷信和偏见”
，并且宣称：“迷信和偏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毒药。”
他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是一针见血的。
迷信和偏见的对立面，按照盖洛的观点，是科学和信仰，当然这里指的是基督教信仰。
从这一深层意义上来看，盖洛对于迷信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又跟西方在华传教事业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他研究和考察的深入，盖洛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越来越着迷。
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盖洛跟其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旅游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能吸引他的仍是些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人物和风景画面。
但他在旅行过程中逐步了解并热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文学、生活习俗和民间传说。
等他在写后面这几本书时，盖洛已经越来越自觉地把对于这片国土的客观描述跟在这儿生活的人民，以及地方志中所记载的传说故事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坦率地承认，他之所以对地方志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能够帮助他洞察中国人的心态：“说真的，对于事件的简洁记载偶尔也使人感到失望，但从中可以窥见人民的感觉，他们对事件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和伦理概念都通过这些记载而表露无遗。”
盖洛与其他旅行家和游记作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兴趣和探索。
他为此目的而在智力和体力上付出的巨大努力使他真正成了一个人文地理学家。
《地理学词典》给“人文地理学”
所下的定义是：“总的来说，这部分地理学所针对的是人和人类活动……人文地理学家必须描绘出……‘一个秩序井然的、以人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世界图景’。”
换言之，人文地理学的对象是某一地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宗教、教育、文化、文学、历史，等等。
盖洛在书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范畴，他不仅想抓住现在的瞬间，而且也努力挖掘深层的历史，这样就能在华夏文明的深厚底蕴上凸显出处于往昔和未来转折点上的中国社会状况。
他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人再次重复同样的旅行，因此我们并不想把此书写成一本旅行指南。
然而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各种事物的不断变化，并试图对此现状做一个印象主义的描述。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通过记录这产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中的一年，而使这本书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从而能跟我们研究中国的其他著作一起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媒介，盖洛成功地记录了20世纪初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中国。
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上述这几本书现在确实已经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作为西方现代科学和实用主义的鼓吹者，盖洛在阐释中国文化时，往往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例如他对古代中国人建桥的工程技艺推崇不已。
他所拍摄的老照片中有许多是表现石拱桥和悬索桥的，如贵阳的大南桥、杭州的太平桥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相当普遍的悬索桥等。
他在提及跟成都有关的诸葛亮、李白和李冰这三位名人时，认为其中最伟大的应是水利专家李冰，因为他所建造的都江堰为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好处。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诸葛亮和李白的知名度可能要比李冰高得多，因为后者作为工匠艺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地位向来很低。
盖洛出人意料的观点使我们联想起另一位推崇中国科学家的西方人，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他们所提供的新视角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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