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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型的“乡村工业”
。
还有杜博瑞尔（6）那周详的计划，试图在一个个的大型工业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里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权和主动权。
还有工团主义者（7），他们有一份蓝图，希望在产业联合会的帮助之下，以生产集团的联盟为组织架构，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
在美国，亚瑟·摩根（8）和贝克·布朗内尔（9）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规模维持在乡村和小型市镇的水平。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桃园二村》中，就人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法，小说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自立自治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如此之科学，以至于没有人会受到引诱去反对社会，无需借助高压政治，也无需宣传，而每个人都能为其所当为，乐其所当乐，人的创造力于是被普遍激发了。
在法国，“二战”
进行之时以及结束之后，马塞尔·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许多自治的、无等级的生产社区，社区之内人们互助互爱，过着纯然人性化的生活。
同时在伦敦，佩克汉姆实验（11）证明了通过互助的医疗帮助体系，使人人关注集体的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一座大都市里，也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区。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组织膨胀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们也开出了包罗万象的药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针对组织膨胀的病症做一些实验性的治疗，而其结果甚是喜人。
然而，不管如何倡导，也不管实验性的举措如何开展，这一病毒却稳定发展，越发厉害。
我们固然知道权力不可集中在少数的寡头统治者手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权力确乎集中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上。
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
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
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
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
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实际过程中，组织膨胀的问题解决起来与人口过剩的问题一样困难。
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及至现在，我们却都不能依据自身知识，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果真愿意利用自身知识去解决问题吗？
此外，设法中止，如果可能则逆转目前朝向极权统治的趋势，大部分民众是否真的认为这般不辞劳苦是值得的？在美国——它是目前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上“城市—工业”
型社会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未来的选民，对民主制度却毫无信心，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审查制度毫不反感，也并不相信什么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早已习惯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由少量精英统治的寡头政府照样很是满意。
在全世界最强大的民主政治之下，如此之多生活富足的年轻的电视观众，他们居然对民治的观念完全无动于衷，对自由思想、公民不服从权力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实难免令人沮丧，只是倒也不必一惊一乍。
我们常说“像鸟一样自由”
，并羡慕那带翅的生物，它们有能力在三维空间里不受限制地飞翔。
但是，天啊，我们却忘了渡渡鸟（12）。
需知，任何鸟类，如果学会了在地上挖挖啄啄，且能过上小康生活，它自然不再有动力展开它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很快，它将厌弃飞翔的特权，从此永远生活在大地上。
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类的本性与鸟类有些相似。
如果一日三餐有丰富的面包定时供应，那么，许多人将完全满足于只靠面包生活，或顶多再靠看马戏调剂一下生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这样说：“到最后，他们将抛弃自由，扔在我们的脚下，并且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只是要喂饱我们。
’”
而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兄弟伊凡——这部小说的叙事人——宗教大法官说这话是否只是一种讽刺时，伊凡回答：“一丝一毫的讽刺都没有！
审判官只是出于他个人以及他所在的教会的善德，才摒弃众人的自由，以此让众人幸福。”
说得不错，“让众人幸福”
。
“而且，在此世界上，”
大法官强调说，“对于个人或一个社会，从来是没有比自由更遭人反对的了。”
——不过，“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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