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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治下，折磨以及随之而来的种族灭绝，皆施加于那些他认为的生物学上的异端——犹太人。
身为一个年轻的纳粹分子，需在死亡集中营中当班，照希姆莱（1）的说法，这是“最好的教化，使其明白低劣生命和次等人究竟是何物”
。
在维也纳的贫民窟里，年轻的希特勒重拾反犹主义的信条，且终身不曾放弃，因此，原本是宗教裁判所用来对付异端与巫女的种种手段，后来统统死灰复燃，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可是根据巴甫洛夫的发现，和精神病医师在治疗战争神经症中所获的知识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似乎显出了可怕的、怪诞的时代错乱。
其实，无需身体的折磨，只要用上野蛮且无人性的一些手段，就能够产生充分的压力，足够令人的大脑彻底崩溃。
不管早年发生过什么，至少目前很可以确定，不发达国家的警察并未广泛使用折磨这一手段。
他们不是从宗教审判官或党卫军那里，而是从生理学家和系统性的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身上激发了灵感。
对于独裁者和他手下的警察们来说，巴甫洛夫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因为如果一条狗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崩溃，那么政治犯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样可以崩溃，他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给政治犯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持续足够的时间。
承受此等压力之后，犯人们会变得神经衰弱或歇斯底里，他们随时准备向其抓捕者坦白，泄露一切。
可是坦白是不够的。
一个无可救药的神经患者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
聪慧的、务实的独裁者可不需要把一个病人纳入组织里，而是需要为神圣事业服务的变节者。
独裁者再一次转向巴甫洛夫，他了解到，在即将崩溃之际，狗比任何时候都易受影响，如此一来，新的行为模式轻易就建立起来，而这些新的行为模式，看起来是不可根除的。
动物一旦被植入新的行为模式，其条件反射便不能消除。
在压力之下学会的东西，将在它的性格中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有很多种制造心理压力的方式。
当刺激极其强烈时，狗会变得卧立难安；过度延长刺激与常规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狗就会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与先前建立的条件完全相反，狗在受到刺激时脑子会一片混乱；如果刺激超过了这条狗已经建立的条件坐标系，它会茫然不知所措。
此外，研究还发现，故意施加恐惧、愤怒、焦虑等情绪到狗身上，会明显提高它对暗示的敏感性，但倘若这些情绪长时间维持在高强度，狗的大脑就开始“罢工”
了，“罢工”
一旦开始，人就能极其容易地在狗的大脑里建立全新的行为模式。
能提高狗对暗示的敏感性的躯体应激力包括了疲惫、受伤和各种疾病。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这些发现在实际应用中非常重要。
比如，它们证明了希特勒是完全正确的——他曾坚持认为在晚上举行群众集会要比在白天举行效果好得多。
“身处白天，”
希特勒写道，“人们的意志力强度极高，若有人试图将某个人的意志和思想强加给他们，他们必极力反抗；但是在夜晚，面对一个更强大意志的主宰力，他们会更容易匍匐在地。”
巴甫洛夫很可能会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因为疲惫会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准备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要选择晚间来播放节目的原因所在。
疾病与疲惫相比较，会更有效地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
过去，病房里上演了不计其数的改宗好戏。
未来的独裁者将接受科学培训，他们将把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所有医院都布满电线，在每个病床枕头下都配备扬声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录音训话。
而更重要的一些病人，则会由政府专门派遣灵魂拯救者、思想改造者来进行说服工作，就像在过去神父、修女、虔诚的教徒会走到病人的床前一样。
其实，早在巴甫洛夫之前，就有人观察到，强烈的消极情绪易于提高人对暗示的敏感性，有助于改变人的思想，这一发现立刻就得到了使用。
威廉·萨金特（2）曾在他那本很有启迪性的书《为心灵而战》里指出，约翰·卫斯理（3）作为牧师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成功的基础在于他凭直觉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存在。
通常，他布道的开场白都是对痛苦进行大段大段穷形尽相的描述，除非立刻转到信仰的正途，否则所有听众毫无疑问将被打入地狱，永无翻身机会。
于是，当听众们充满恐惧、痛苦、罪恶感，达到一定的极限，有时甚至超越极限程度，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崩溃了，然后，他声调一变，向信仰者和忏悔者许诺得救的可能。
用这样的方式布道，卫斯理让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小孩改宗。
在此例中，高强度的、持续的恐惧令听众崩溃，并使听众对暗示的敏感性达到极高的程度，身处此种状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了牧师的神学宣言。
其后，牧师又以温馨的言语安慰他们，使其摆脱痛苦，重建一个新的、通常更好的行为模式，它会深深扎根在听众的思想和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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