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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新的社会伦理，基督宣称安息日特为个人制定，实乃大错特错，与之相反，个人是为安息日而存在，故此务必牺牲其遗传特质，假装自己为善于交际的标准个体，而团体活动的组织者则视这样的个人为团队目标的践行典范。
这典范之人显示出了“动态一致性”
（何等标致的术语）：对集体高度忠诚，毫不松懈地渴望着贬抑自己，渴望着被接纳。
这典范之人亦必有典范的妻子，极其热爱社交，有无穷的适应能力，她不仅深信丈夫应首先忠诚于集体，而且她自己效忠集体时还格外活跃呢。
正如弥尔顿评论亚当和夏娃时说的那样：“他只为上帝而存在，她则通过他而臣服于上帝。”
只是有一点，这典范之人的妻子与我们的女祖宗相比还是每况愈下的。
需知，上帝曾应许夏娃和亚当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青春纵乐”
，我以为，上帝也不曾驱逐亚当远离其白皙的配偶，而夏娃，也从不曾拒绝那夫妇之爱的神秘仪式。
然而今天，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者所言，为达到当代社会伦理提出来的典范要求，男人努力奋斗，而其妻子，“绝不可占据丈夫太多的时间，也不可要求丈夫与其分享太多的乐趣，因为当他一心一意地集中于自己的工作，他的性活动的重要性也必定降到次要的位置”
。
僧侣宣誓要清贫、服从、贞洁。
而今日的典范男人可以发家致富，却一样要宣誓服从（墨索里尼所言不错（10）：“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权威，凡事皆恭敬等候上级吩咐。”
），而为了雇佣他的集体的荣耀，他甚至随时准备好将夫妻白头之恩弃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的成员们被迫服从一种**伦理，甚至比清教徒的还要严酷苛刻。
《美丽新世界》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受**。
奥威尔的小说描述的是一个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统治者的首要目标自然是为了政权的顺畅而行使权力，其次是确保臣民们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发动了这场持续战争的统治者们需要这种状态。
于是，通过消灭性欲，长官们可以使其追随者保持必需的紧张感，同时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满足自己贪婪的权力欲。
而《美丽新世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万国邦”
，战争早已消灭，统治者们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代价肃清臣民中的捣乱者。
他们做到了，方法（亏他们剔除了其他办法）是允许性自由（通过取消家庭，性自由成为可能），如此一来确保了“新世界”
里的人们自觉反对任何破坏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冲动。
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的满足是通过承受痛苦的方式；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却是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羞耻感的寻欢作乐的方式。
很明显，在组织膨胀产生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后果之后，当下的社会伦理体系不过是对膨胀的组织的辩护说辞罢了。
它可怜巴巴地试图为组织的必然性披上有利的外衣，试图从令人憎恶的数据中提炼出组织的正面价值，因此，它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极其危险的一套道德体系。
需知，不管怎么假设社会整体的价值远高过个体价值，它也绝不可能像蜂群或白蚁群那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它仅仅是一个组织罢了，是社会机器的一分子，本身毫无价值，除非它真的关心个体的生命与自觉。
一个组织既无意识也无生命，它的价值仅仅是工具性的、衍生的，它并无好坏之别，只有当它促进了作为团队分子的个人福祉，才能称其是好的组织。
使组织优先于个人，等于使目的服从手段。
目的服从手段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希特勒和斯大林早已清清楚楚地展示过。
在二人可憎的统治之下，民众的目的服从了组织的手段，包括一手暴力一手宣传，以及系统性的恐怖和洗脑。
在未来更高效的独裁政权中，也许会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少许多的暴力。
未来的独裁者治下的臣民，则将毫无痛苦地被一批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工程师所管理。
关于社会管理这门新科学，一位狂热的支持者曾这么写道：“当今这个时代，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像五十年前技术管理面临的挑战一样。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那么下半叶很可能就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
——我还认为，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元首们的时代，科学化的种姓制度的时代，也将是“美丽新世界”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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