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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错误的生殖方式才是根本原因,它是要从生物学角度去探讨的。”
他还补充说:“1916年,推孟(3)尝试将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定为100,但自此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民众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多少。”
在欠发达国家,当人口出现过剩现象时,其五分之四的国民每天摄入的热量不到2000焦耳,只有五分之一的国民可以享受均衡营养,在这种情形之下,谁相信民主制度会自发生成?即使外界力量强加给这个国家以民主制度,或者政府自上而下强行推广民主制度,它又怎能存活?
我们再来看看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虽实行民主制度,但因为任由劣生学发挥影响力,国民的智商和身体机能同步下降。
在这样的国家,其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传统还能持续多久?五十到一百年之后,相信我们的后代将会看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极其恼人的道德难题。
所有人都知道,不能为了达到良好的目标而不择手段。
但是,如上所述的众多反复出现的问题,手段良好,结果却甚是糟糕,这又该怎么解释?
我们举一个热带岛屿的例子,在DDT的帮助之下,我们消灭了疟疾,在两到三年内,我们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
很明显这是一件好事。
只是,这被挽救的成百上千人,和他们此后生育、繁衍的成百万人,不仅衣不蔽体、无屋遮身、大字不识,甚至还耗尽该岛的资源。
是的,人们不再因疟疾而死,但是营养不良、人口膨胀却使生活质量低下,于是,普遍饥饿带来的慢性死亡却威胁着数量更加庞大的人群。
再举先天不足的人为例,我们的医学和社会救助体系确保他们也可以繁殖后代。
帮助不幸的人很明显也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良的突变基因在我们的后代中大规模传布,遗传库受到不断的污染,这绝对是件坏事情,因为人们本来是要从此遗传库中觅取优良基因的。
我们深陷道德悖论之中,想找到一条中庸的道路,我们需要融合善良的意愿,还有全部的智慧。
(1)威廉姆·赫伯特·谢尔登(WilliamHerbertSheldon,Jr.,1898—1977),美国心理学家,曾师从卡尔·荣格,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俄勒冈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2)《波利安娜》(Pollyanna),是美国作家埃莉诺·波特(EleanorPorter,1868—1920)于1913年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波利安娜是一位极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3)刘易斯·推孟(LewisMadisonTerman,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被称为“智商之父”
。
他开创了教育心理学,并对智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力提倡优生学,还曾任美国心理协会会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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