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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只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就够了，那就是：以正确的用语方式进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识储备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学生辨别正确、错误使用符号的方法，它可以覆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而现在，我们立刻就可以启动这种教育。
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它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学会辨别真与假、意义与荒谬。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也不希望孩子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关于这点，我们要提到宣传分析学院（8）那短暂、失败的历史——其实它在人类发展中有重大的意义。
1937年，当时纳粹的宣传最喧嚣，也最有成效，于是，法林先生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慈善家起而创建该学院。
在该学院的支持下，专家们不仅对非理性宣传进行了分析，而且还为高中生、大学生编写了几本教材。
但是，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的破坏力是全方位的，其对人心理的破坏，毫不亚于对人身体的破坏。
当同盟国政府都已经全力部署“心理战”
的时候，还坚持对宣传进行分析，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41年，该学院关闭。
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人似乎对该学院的事业深为反感。
比如，某些教育家就反对说，向学生传授如何分析宣传材料，将使年轻人变得过分愤世嫉俗。
军方高层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新兵会对军训教官的指令予以分析并质疑。
此外还有牧师和广告商们。
牧师们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信仰会被削弱，也会减少去教堂的次数；而广告商们的理由是，对品牌的忠诚度将会降低，销售量因此会萎缩。
这些担忧和厌恶不是没有道理。
如此之多的普通民众也能详细剖析牧师们、长官们的话，似乎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
即使在当下的生活中，社会秩序也依赖于民众不假思索即接受由各种权威或本地传统提供的宣传。
所以，问题的关键又一次归结到寻找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个人必须足够敏感，愿意而且能够履行自己的社会工作，但并没有敏感到完全拜倒于专业思想操纵员的符咒的程度。
与之相似，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
或许在盲目轻信与盲目怀疑之间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单靠分析，也无法始终保持这种平衡。
看来，要解决上面那个疑问，刚才讨论的方法有些消极，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即：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当然，说到价值，首先就是个人自由，它源于人的差异性和基因的独一无二性；其次还有互爱与同情，它们源于古老的事实，而且为现代心理学所再次发现，即：不管人的精神、体质的差异性有多么大，爱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包括智识的价值，没有智识，爱将徒然无功，自由将无处可觅。
这一套价值观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此来评判宣传。
任何宣传，如果纯粹胡言乱语，且**邪苟且，则我们立刻抛弃；如果仅仅是不讲理性，但与爱、自由等价值观是相容的，且不违背智识的原则，我们则可斟酌其价值，考虑暂时接受。
（1）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B.Watson，1878—1958），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广告设计者。
（2）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派代表人、作家、发明家、社会哲学家。
（3）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
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是他的弟弟。
（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5）维苏威火山（Vesuvio），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
（6）罗杰·约翰·威廉姆斯（RogerJohnWilliams，1893—1988），美国生化学家，命名了维生素B，发现了维生素B5，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学会主席。
（7）《圣经·旧约·出埃及记》22章18节。
（8）宣传分析学院（InstitutefandaAnalysis，简称IPA），1937年由部分社会科学家、舆论领袖、历史学家、教育家、记者等在美国成立。
该机构认为，扩散的宣传降低了公众的独立判断能力，于是致力于鼓励民众理性思考，以建设性的方式讨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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