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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给予和慈善的论述非常丰富。
儒、释、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先秦时期，孔、孟、老、庄、墨等诸子学说体系里即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譬如儒家言“仁”
与“爱”
、道家言“积善”
、墨家言“兼爱”
等。
两汉以后，佛教的慈悲观、业报说和功德观也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在儒家看来，想要余庆，须先积善；在佛教看来，想要成佛，须先为善；在道家看来，想要成仙，须先立善。
春秋末期政治家、商圣范蠡开创了“裸捐”
先河，他经商有道，但他不以取得巨额财富为最终目的，而是出于自己对“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理念的独到见解。
《史记》载，“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这是对他达则兼济天下的褒奖。
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
民国时期，绅商沈克刚、李祥霖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辍。
这些都是今天可以借鉴的榜样。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正处于旧秩序向新秩序更迭的预备期。
第一，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到了燃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交流中断就是最高分贝的警钟——人类社会必须调整短视的发展模式，走能够保障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贫富鸿沟导致的失序到了断点，以美国为例，0.1%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净值与90%的中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净值等同。
今日美国的乱象深刻地说明，穷人没有尊严，富人就不可能有安全，人类社会必须摒弃唯利是图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迈入追求共享发展的新商业文明时代。
近二三十年来，反思和改造传统发展模式已成为全球思潮。
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和困扰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支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套商业运行逻辑、金融投资逻辑和与之相配合的公共管理逻辑。
为改变这种逻辑，美国诞生了共益实验室（BLab），从治理、员工、社区、环境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对企业进行评分和认证，目前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通过认证，中国也已经有20多家经过BCorp认证的共益企业。
与之相当的，还有英国的罗纳德·科恩爵士领衔发起的GSG全球影响力投资指导委员会等国际机构。
GSG倡导的核心理念，从最初的影响力投资到后来的影响力经济，现在已经上升到影响力运动。
2019年，181家美国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
（Busiable）上联合签署了《公司宗旨宣言书》，革新了企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的原则，将其重新定义为“企业在保持自身企业宗旨的基础上，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着共同的承诺”
。
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客户、供应链上下游、所在的社区以及股东等。
这是改变传统商业逻辑、推动善财并行范式的新的里程碑。
在家族善财传承实践上，有很多选择方式具备实现善财同步的可能。
第一是探索与实践影响力投资。
传统商业只管财务回报，不考虑责任；传统慈善只管公共价值，不考虑财务回报。
当我们细致分析梳理后能够发现，位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影响力投资。
从逻辑上看，影响力投资介于传统慈善“不考虑收益率”
与传统投资“仅考虑财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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