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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1993年发生两件大事，一个是陕军东征，一个是人文精神大讨论。
经过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消费主义、资本神话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里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我们日常生活具有宰制性的思想，很多学者感到忧虑。
1993年，批评家王晓明和他的博士生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旷野上的废墟》，是关于人文精神的思考。
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长达三四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重要的是把问题提出来，也就是商品经济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社会的道德水准，文明程度逐渐下跌，GDP在增加，但是社会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观等都出现问题。
这个判断是不是有道理，我觉得1993年愈演愈烈，我们都处在一个非常迷茫的焦虑的不安的心理环境中。
也是这个时候，陕西的五大作家，他们在这一年发表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
这些作品就镶嵌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在北京、上海及全国其他各地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特别是贾平凹的《废都》，好像讨论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讨论新世纪文学。
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建构中国文学经验的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乡村发生了巨变。
但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
我们还有中部和西部，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
中国的国家整体战略就是2020年要全面进入小康。
对中国乡村变革和书写中国乡村建设的变化，大概有三种情感：一种是悲观的，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静观的。
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孙惠芬的《上塘书》等，这些作家对乡村变革都有某种忧虑，觉得乡村文化已经接近崩溃，与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乡土文明渐行渐远；表达乐观的，如周大新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比如关仁山的土地三部曲《麦河》《日头》《金谷银山》，无论是对鹦鹉村还是对白羊峪，通过变革之后，农民都会过上幸福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以静观的姿态面对乡土中国的这种变化，包括刘亮程的《虚土》、付秀莹的《陌上》、格非的《望春风》等。
这三种立场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理解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到今天并没有终止。
如果那些破败的乡村就这样了，大家可以悲观。
但改革开放或乡村变革并没有终止，改革开放没有结束。
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讲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
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事业。
所以这些情感立场可能都可以分析。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也就是作家对变革现实中国的基本关怀正在构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远远没有完成，我们不要轻易去否定当代文学。
我一直强调，评价任何一个时段的文学，一定要看它的高端成绩。
如果说你能够批评莫言，批评贾平凹、王安忆、余华、格非、刘恒、刘震云，能够批评这些作家，那是对当代文学的对话；如果你只看低端的作品，一个出租司机都可以否定，他只说喜欢和不喜欢就可以了。
但作为学者和批评家，着眼于它的高端学术成就，着眼高端的文学作品，才是和我们当下中国文学的对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再展开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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