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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当时的这种“干谒”
之风大大盛行，使得某些考生不认真学习和钻研业务，而以投机取巧专营此道。
另一方面，门第论人之风死灰复燃，从而使得大批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受到压制、排挤。
对于人才，韩愈还提出“才尽其用”
的观点。
他认为善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才固然重要，但不能尽其所能地让有才华的士人发挥才智长期为国家效力并使其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极限也是一种浪费。
他曾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一文中，对敢于谏言的县丞崔斯被贬于蓝田后限制过问政事深感同情。
他认为这样对待人才，才是天下之大不幸。
“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
（12）他认为信仰纯洁坚定，敢于直谏，始终忧国忧民，维护君王统治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放心地为其治理国家的人。
在《论孔戣致仕状》中，他认为对于气节高尚、公正廉洁、忧国忧民的优秀人才，即使年老但尚有余力，朝廷也应该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不要仅仅因为年龄偏大，就冷落他们，如果这样做，损失的只能是国家。
在《毛颖传》中，同样也流露出韩愈一贯痛惜人才未尽其用的思想。
韩愈仕途的顺利大约在唐穆宗时期，元和十五年（820），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821）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九月到三年（823）十月，官职变动了四次，先后为兵部转吏部、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兵侍、吏侍，可谓平步青云。
但这样的优越态势，他并没有忘记对人才的重视。
从韩愈后期的书信中就可以发现，书信多为推荐晚辈人才、回答后生问题、与友人探讨人生社会、互诉衷肠等，代表作有《为人求荐书》《与孟尚书书》《与崔群书》《与冯宿论文书》等。
韩愈提携晚辈后生更是不遗余力，如《代张籍与浙东书》，是对患有眼疾的张籍假托自荐书，作者并不避讳托者张籍眼疾的事实而是先叙中丞之贤，而后将张籍患有眼疾的隐忧一一道出，进而提出“有所能，人虽盲，当废于俗辈，不当废于行古人之道者”
，既赞美了张中丞又推荐了张籍，而对于张籍的盲，韩愈以独特的视角给予了新的辩证的认识，“若籍自谓独盲于目尔，其心则能别是非”
，目盲而心明，而且“夫盲者业专，于艺必精”
，而若得赐，“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
，眼盲不仅可依医药而得改善，心中的黑暗也能得以驱散，复见天地日月。
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文笔，将原来是忧虑的毛病，换来了淋漓恳至、动人心弦的有力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担当精神是爱国情怀的实际表现
对于社会民生、国家政治生活，韩愈十分关注，也常常提出自己的一些中肯的看法。
这些举动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赚取擢升官职的资本，而是本着对国家负责的一种担当精神。
他希望自己的这种精神也能够引领后代贤士，以独立的姿态面对君王权力、社会秩序、国家政权等问题。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向德宗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不讳，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廷赋税。
这篇状文虽触怒唐德宗，被贬为阳山县令，但韩愈并未因为被贬而害怕当权者的打压，始终一如既往地批评世道之不足，这在他之后的《论佛骨表》中也可看到其精神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
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
。
这种爱民忧国之心，却被唐宪宗认为其言辞过于偏激，“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
，从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这篇《论佛骨表》不仅仅是一篇反佛的论文，从中还可以看出韩愈是一个热衷于关注现实生活的人物，“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
（13）”
他认为正是因为寺院僧尼大量增加，从事生产人数的减少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混乱。
这种反佛的精神在他之后也一直未从变过。
他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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