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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格非的《褐色鸟群》，无边无尽的叙事圈套下，微小细节的不断变化，让一个故事没有尽头地走下去。
比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血腥的暴力的残忍的发指的现实逐一呈现，挑战着读者的接受边界。
如果说现实主义的规范目的在于将集体意识形态引导向一个既定的方向，那么，文化失范背景下的先锋小说，走的却是将人的体验带入一种没有尽头的想象之中。
关于冲突，可以从文化危机的对立中考察。
文化危机主要包含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
内源性文化危机“是由于文化模式内在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矛盾的冲突和文化内在的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而导致的文化失范”
；外源性文化危机“是靠一种外来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冲击才能进入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时期，进入非常规期和裂变期”
。
（13）在先锋小说出现的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危机是一种“内源性危机和外源性危机”
共同作用下的文化冲突形式。
内源性危机，其表现为一种新出现的、自觉和自为的文化模式与旧有的自在和自发文化模式的冲突。
冲突的双方分别是“政治意识形态”
和“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
，也就是当时的文化秩序、文学规范与当时（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的冲突。
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的文化秩序，虽然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虽然拨乱反正，大力提倡解放思想，但是，十年“文革”
的极左思想依然余毒未尽；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深远，文学反映历史现实，为国家、为时代发展鼓与呼依然是文学的重要任务。
所以，尽管大方向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不许横加干涉”
，但是体制内在岗在编作家仍旧要考虑文学表现方式上的“政治正确性”
，不能随意僭越。
这种考虑，也就不可避免地携带上了“政治意识形态”
的痕迹，既有权力的成分，又有意识形态的引导，于是内源性危机的伏笔就已经埋下。
它的对立面就是“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
。
葛兰西曾经在《狱中札记》中提到过社会集团的产生与经济职能的密切关系，并且这个集团还会产生多个将自身功用赋予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集团有可能存在着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些阶层产生的职能领域是不同的，对自身功用的认识也就是多元的，同一集团的知识分子不具有绝对同一性。
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一元化规范的时候，就会激起多元化的反抗，这就是文化冲突。
而在情况复杂的80年代，对自身功用的认识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两种表象：第一是集体记忆，经历过共同的上山下乡、读书从军，一代青年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经历，这种时代潮流下的共同经历造就了一代人中多个维度的集体记忆；第二是个人体验，每个人的体验都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同样的历史背景下，人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的眼光也会不尽相同，这就是个人体验。
所以，当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试图全盘覆盖集体记忆和个人体验时，矛盾一触即发。
尤其是在极“左”
思潮结束后的80年代，这种矛盾甚至还渗透着十年浩劫的某种情绪反弹，就像格非小说提到的先锋小说作家与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要么成为它的俘虏，要么挣脱它的网罗”
（14）。
此言虽然有点绝对，但是也体现了先锋小说出现的80年代这种内源性危机所带来的激烈文化冲突。
外源性危机与内源性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外源性危机的矛盾双方不只是发生在现有模式内部，它更多的是外来的文化精神与现有的文化精神之间的交锋。
外来的文化精神，表现在文学方面，主要是指现代派争论的两条导线——“朦胧诗”
和“意识流”
小说。
在此期间，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仅1978—1982年五年之间，现代派问题争论论文不下五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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