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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散文之本且别具一格的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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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许冬林散文集《忽有斯人可想》
孙仁歌
究竟何谓散文、散文到底应该怎么写的问题，一直是散文界近些年来热衷于讨论的焦点。
近20年来，散文创作中不断涌现种种创新成果，不同程度地搅乱了散文美学视觉乃至审美习惯。
的确，从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横空出世，到随即而来的所谓新散文、学者散文、思想随笔、报章体散文以及只有命名权意义的“在场主义散文”
等，固然都各有千秋，都为长期单调的散文创作平添了几分丰姿，但就针对散文文体而言，毕竟也有不讲物理抑或规律的另类，如所谓新散文允许散文虚构，允许就像写小说一样去写散文，从而让虚构遮蔽了作者真实的身份及其心迹，故而受到不少读者质疑也不足为怪。
文化散文创新价值虽然很高，但好景不长，历经一番繁华之后，这种文本创新很快便沦为大路流行色，继而“异化”
成了一种散文不散文、文化不文化的吓唬人的东西，动辄让膨胀的文化集装箱、丰厚的学术考据乃至思想释放压弯了散文之本，终遭读者抛弃。
至于学者散文、思想随笔，窃以为是深受西方随笔影响的中国式随笔，其过度议论问题、阐释思想并饱含批评意味的文本与春秋笔法所界说的中国式散文不可混为一谈，不过也有不少人硬是把这种随笔现象视为散文现象，一时间散文这个“弱女子”
被八面扑来的靓妆强行装扮得花里胡哨、五花八门，即便最熟悉“弱女子”
的知己者，一时间也难免被混淆视听了。
40年改革开放的语境终究营造了一个众声嘈杂、话语佯狂的文化气象，无论学界批评家们如何争论、语霸，散文创作领域依然乐于标新立异、各行其道，或许，批评家和散文家都在这种文无定法、有容乃大的氛围中探寻着属于自己的归宿，谁也难以强持一种理论或一种文本凌驾在散文的制高点上企图技压群芳、独领**。
不过，不论是文本创新还是理论争鸣，终极目的乃至希望或许都是一致的，就是散文还应该回到散文的样子，而不是硬“妆”
出来个种种“白脸黑脸”
。
近读省内女作者许冬林的散文集《忽有斯人可想》，不禁为之击掌，展卷阅读之际，直觉清新淡雅又文采飞扬，让人耳目一新。
开篇自序就给人一种散文回家的感觉，也就是说作者写散文就是写散文，说早晨就是说早晨，她居然能把普通的早晨说得那么灵动、那么有趣、那么亲切，所以特别可读，既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也没有分毫拔山盖世之势，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那么随性、那么率真，仅仅读完这篇不过千余字的自序，这本开始于早晨的《忽有斯人可想》似乎正是笔者期待中的散文文本的回归，这种直奔散文写散文的散文，读起来很爽，看上去很美，想起来也挺有意思，散文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一种强调小巧玲珑且又不乏丰姿的文体，却被一些打着创新、突破、争抢命名权的“梁山好汉”
们肆意变奏、颠覆，一度把散文玩得四不像。
比如持久性甚嚣尘上的所谓大文化散文，让文化乃至学术考据完全把散文文本淹没了，读者只能看到文化抑或学术，却看不到散文是死是活，读者的眼球完全被文化或学术夺走了，殊不知散文就像一棵被压弯腰的小树，正在苟延残喘、奄奄一息。
正因为面对这种散文现状如散文自身一般有一种濒死感，所以文艺批评家雷达先生生前曾主张并呼吁散文要回归，即要由大返小、由多返一、避繁趋简，不要在散文这棵小树上挂太多的东西，散文其实就是一棵小树，不要把那些不属于它的东西挂在它的身上，导致它折条断枝、花谢叶败不成风景。
这与早些年秦牧所倡导的写散文要追求“盆景”
“扇面”
效果，把小巧轻盈、简约多姿视为散文的最高形式如出一辙。
今读许冬林《忽有斯人可想》，就如同一头撞进了推销“盆景”
“扇面”
的店铺里，举目之间琳琅满目、惊艳迭出。
全书1—5辑，从命题到列入的每一篇美文，都一律以“盆景”
化、“扇面”
化的丰姿展示出来，不单看上去颇见园林形态，每一篇读起来也很轻扬、惬意，阅读心理上一扫过去那种一见动辄洋洋万言的大文化散文就有头大的感觉。
许冬林即便不属于学者型散文家，却也深谙散文之道、作文之法，从她笔下喷溢出来的文字总是那么暖暖的、爽爽的、美美的，同时也不乏某些耐人寻味的、精妙的观感与描述。
第一辑“做一朵旧年的杏花，慵懒地开”
单元里所选入的19篇精短美文，可以说篇篇精彩、字字珠玑，俨然园林艺术老板一股脑推出的19种风格相似、形色各异的盆景，盆盆看上去都赏心悦目、润人心田，如细细加以品味，也自有诸多让人咀嚼不尽的人生况味。
如《桃花不静》，文笔温馨、简洁、干练，立意不俗，在一种闲适的心境中营造了一种互动的张力，桃花的确不静，每年春季看桃的节日就很热闹，浮躁的人境自然也毁坏了缺少保护的桃花之静。
此文颇见意境美、内蕴美，读来不亚于听一段轻音乐，很养生，就如同给生命补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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