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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诸多移民浪潮助推了淮河东西区域歌舞文化的交互杂糅，也潜在地成就了花鼓灯歌舞文化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同化。
从豫南各地的民歌《慢赶牛》《腊花调》（也叫“抢八句子”
）与淮河中游各地的相关灯歌的联系、南方民歌《无锡景》与颍上灯歌《打徐州》的联系、“倒七戏”
在花鼓灯后场小戏中的出现、泗州戏与花鼓灯的联系以及南北秧歌舞蹈手法步法在沿淮花鼓灯的影响等迹象，可初步窥探沿淮民间歌舞文化与周边歌舞文化的多向融通性。
尽管沿淮民间歌舞文化与周边其他歌舞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受沿淮地区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基因的内在规约，沿淮歌舞体系内多种歌舞艺术事象特征仍具有其独特性。
文化依河流而分布，沿淮民间歌舞依淮河文化而发生发展。
淮河文化受长江流域荆楚文化和东南吴文化影响，在宋、元、明时期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构建为龙凤呈祥的兼容性、过渡性文化带（如图1）。
周边文化不仅在影响淮河文化，与此同时，淮河文化也影响着周边文化。
图1 淮河文化与周边文化关系图示
淮河文化区域体现出多重丰富性，大区域又有若干个小区域的支撑，西起桐柏山淮河发源地，东至洪泽湖周边，整个文化系统具有相当程度的兼容性和机动性。
淮河上游，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民间音乐文化多样化存现。
淮河中下游，是夏文化勃兴之地，“夏之兴，源于涂山”
。
沿淮人民信仰山水土地，在山水交融的生活中所衍生出的多种神灵敬仰深深地影响着沿淮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中，人民对水的依赖性最强，对水的恐惧性也最强，淮水之神，受人们敬奉，在河南桐柏山支脉大复山南有淮源庙，在涂山有禹王宫。
沿淮人民既渴望水的滋润，又恐惧水的威猛，与水的和谐相处，成了沿淮人民的生活奢望和幸福指标。
在淮河灾难历史中，从南宋（1128年）掘黄河堤阻金兵事件起一直到清代（1855年）黄河改道自山东利津入海，黄河夺淮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沿淮人民一直遭受着洪灾的考验，同时，沿淮人民也从中寻求到特有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了兼容性的淮河文明。
二、沿淮花鼓灯艺术历时追踪
关于花鼓灯的渊源，众说纷纭，基于时间和地点两种因素，基本存在以下几种说法：
1．夏代说
怀远很多民众都说花鼓灯源于夏代，在淮河边涂山氏国（现称“禹会区”
），大禹会诸侯时曾以锣鼓来欢庆。
为纪念大禹，民众在涂山上修了禹王庙，并以每年的三月二十八禹王庙会玩花鼓灯来佐证。
2．唐代说
有人说是唐王许愿大闹花灯，笔者也听到双柳镇灯班子王景堂在“送灯”
时唱道：“……唐朝皇帝也把红灯玩咯……”
民间很多演艺中都有关于“薛刚大闹花灯”
的唱词，玩灯人说“花灯”
就是“花鼓灯”
。
在光山县白雀园镇龙寨村的红灯活动中，村民从祖上传下来的祷词中显示，红灯民俗歌舞活动在唐朝已经流行。
3．明代说
因朱元璋是立足于凤阳而在南京称帝的，沿淮民众的传说中自然少不了关于朱元璋的逸闻趣事。
凤阳花鼓的历时生发也与明代脱不了干系。
另外，据怀远常坟镇常广德收集的民间传说显示，花鼓灯的“岔伞”
是朱元璋与沿淮民众的“茶伞”
之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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