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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关于瓶花的诗词也屡见不鲜，如张咨《闲居》：“瓶胆插花时过蝶，石拳栽草也留萤。”
杨万里《赋瓶里梅花》：“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
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
陆游《岁暮书怀》：“床头酒瓮寒难熟，瓶里梅花夜更香。”
林洪《楼居》：“瓶花频换春常在，阶草不除秋自残。”
各朝虽皆有文人描写折花、插花，但是关于插花的专著却一直到元、明时期才出现。
而本书所收录的《瓶史》（袁宏道著）、《瓶花谱》（张谦德著）、《瓶花三说》（高濂著）皆集中出现在明朝万历年间。
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政治昏暗、党争激烈，一些知识分子为逃避现实，而忘情于山水花竹之外，也与插花艺术在明朝进入了鼎盛时期有关。
插花不再是皇宫贵族的专利，也不再是幽人雅士的专长，更不乏附庸风雅之辈借以显摆自己的品位，泛滥之下，必然会暴露出许多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的做法，于是便有了正本清源的必要。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插花专著（更早的有元代金润的《瓶花谱》，但现已失传），张谦德（1577年—1643年）的《瓶花谱》较为系统地制定了插花艺术的各项标准，驳斥了一些不专业的、有悖于审美原则的错误操作。
在此书的序言中，张谦德极其自信地宣称，“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
，言外之意，他是极少数能领悟瓶花艺术真谛的天才之一，而对于身边大多数伺弄瓶花的玩家们，他是看不上眼的。
至于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他也不屑于争论，而是相信“解者自有评定”
。
时间证明，他的自信并非盲目的，数百年后，《瓶花谱》已经奠定了它在插花领域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
袁宏道（1568年—1610年）的《瓶史》所论述的方向及观点多与《瓶花谱》重叠，因其成书晚于《瓶花谱》，又无新的观点输出，所以作为插花艺术的专著，它的成就固然无法超越《瓶花谱》；但是作为一部公安派的杰出散文，它的文学价值显然又是《瓶花谱》无法比拟的。
单看《洗沐》《好事》二篇，石公将花的喜怒、寤寐诸态，爱花人如痴如醉的嗜癖之状写得何等传神！
这是张谦德的《瓶花谱》所没有的手笔。
再比较一下《瓶花谱·品花》与《瓶史·使令》二篇，同样是以官品大小或主仆地位来界定不同花目的价值等级，但显然《使令》篇中以人喻花的写法更能带给读者以冲击和阅读的愉悦。
高濂（1573年—1620年）的《瓶花三说》等数篇虽然比上述两部专著都早，但它们只是关于瓶花艺术的零星阐述，皆出自他的养生专著《遵生八笺》，其中《瓶花三说》摘自《燕闲清赏笺》，《高子花榭诠评》《高子草花三品说》和《高子拟花荣辱评》则摘自《起居安乐笺》。
高濂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戏曲家、养生家，而插花、赏花于他而言，就如他同样兴致勃勃地阐述的游山玩水、琴棋书画、打坐导引、炼丹采药一样，都只是修身养性的手段而已。
不过这位“业余”
插花选手的一些观点，却被宣称“瓶花特难解，解之者亿不得一”
的“法典”
制定者张谦德视为正解，也被自诩为负花癖的“好事者”
袁宏道引为灼见，他们两位都有不同程度地拾其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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