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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人类的事务从未按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过。
有时，国王和教会会反目成仇；有时，国王和富有的商人阶层会势同水火，教会从中投机，选择有望获胜的一方，与之结盟。
但是一般来说，除了这些统治者之间偶尔发生的纷争（通常是由分赃不均引起的）之外，有产阶级（国王、教会和商人）彼此称兄道弟，通力合作，保证他们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而这个社会是他们的祖先靠**裸的暴力建立起来的，是以压迫弱者为基础的。
这个关于政府产生的学说有力地揭穿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所宣扬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的虚伪性。
这听上去非常遗憾，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只要人的智力、勇气有高低不等，就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分，隐瞒这个事实只对统治阶级有利。
民主制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更需要隐藏这个事实。
因此鼓吹民主的学说都拼命地向人们灌输：权力来自人民，人类社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以及“我们人民”
不仅仅是一句出现在官方宣言中的空话等这些骗人的思想。
正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维系这个美丽的神话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
可以断言：有史以来，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严格区分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法则亘古不变。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美国与四千年前的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其他几条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历史规律对于理解今天的政治同样重要。
下面一段文字是关于用来解释现代社会对财富的莫名崇拜的社会生物观的：
“统治者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制定社会的道德标准。”
换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统治者总是竭力使被统治者相信，国王和教会颁布的每条法律都符合道德法则，服从国王和教会就意味着服从上帝的旨意”
。
这听上去还是有点费解，我还是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以埃及为例。
在埃及，法老、王室和祭司们能否永享福佑，取决于尼罗河和几百万名臣民的合作。
当尼罗河水上涨的时候，灌渠必须在特定的那天开闸进水，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容不得丝毫疏忽。
一个村庄的怠惰意味着一百个村庄将因此遭殃。
对纪律的特殊要求，使法老成了专制的暴君，他的命令必须被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
在祭司们的鼓励下，君权至上的信念在广大百姓中广泛流传。
法老的最荒谬的意愿也被当作是神圣的法律来执行，对法老的崇拜甚至可以与对控制河水涨落的上帝的崇拜相提并论。
然而，所有的这些德行都是文明方面的。
埃及由于独特的地缘位置，不易遭受外敌的入侵，享有相对的安全。
在狭长的尼罗河沃土两边是广袤的沙漠，很少有敌人敢冒长途跋涉的危险，横穿白骨森森、酷热难抵的沙漠来进攻。
所以埃及人并不需要展示天性中武力的一面。
反映到社会组织上，武士阶层地位很低。
埃及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农夫的生活，而武士阶层则在社会的最底层。
与埃及隔地中海相望的斯巴达则是另一番情形。
贵族寡头制的斯巴达完全倚仗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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