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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英国，国王必须非常慎重，除非得到贵族乡绅的由衷支持，否则不敢强制推行任何法律；而法国君主，或随心所欲，或完全按照情妇和宠臣的好恶来统治国家。
法国人不喜欢出国旅游，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的习惯、风俗和道德观是出了名的，他们认为其他民族落后野蛮，根本没有开化。
至于法国国王，他可能对巴黎到凡尔赛路边的一石一木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一般的地理知识，却一无所知。
我并不是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怎样地挑灯夜读，潜心研究布劳先生著名的地图册。
对他们来说，那样做是不必要的。
他们激怒了自己的臣民，以致一批又一批的英国人漂洋过海，逃到大西洋的彼岸，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但即使这样，法国君主也没有做到。
过去谈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习惯上说是因为民众的疾苦引发的，比如“如果他们不能得到蛋糕，就让他们吃草”
等。
现在，终于有一种不那么感情化但却更加真实的历史观点，开始打破这种看法。
欧洲其他很多国家的农民不仅被要求吃草，而且实际上还被迫吞食一种难以下咽的草药来维持生命。
这样就导致他们的身体非常虚弱，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取得起义的成功。
而发动了血腥暴动的外省人以及那些贩肉商人却吃喝不愁，否则，他们何以表现得如此精力充沛，且大获成功，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的确，法国农民生活比较邋遢。
至于说到干净和舒适，宏伟的凡尔赛宫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从普通的法国外省人不愿离开故土来判断，他们的条件不可能那样糟糕，就像那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极力让我们相信的那种。
劳动力的极度缺乏，造成法国在北美洲的领地发展缓慢。
当探险家们回到巴黎，谈起他们的发现，谈到他们给法国增加的大片疆域，国王陛下和他身边的顾问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在宫廷的糕点师都需要七百名的情况下，他们到哪儿去找数量庞大的移民者呢？
逐渐地，一些能吃苦耐劳的人，出于自愿迁移到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地区。
然而，当这一切刚刚完成，法国人那具条理分明、逻辑思维缜密的头脑就开始运转起来了。
他们犯了一个习惯性的错误——将新城镇彻底“进行集权”
，就像它们是勃艮第或加斯科涅的村庄一样。
之后，远在加拿大的人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先请示巴黎的官员们。
如果一个人想得到狩猎许可，他必须向巴黎递交申请。
如果总督要撤换一个愚蠢的下属，他必须先同巴黎的上司商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个人的进取精神很快就被消灭了。
一个殖民地要取得迅速发展（尤其在当时），就要放手，让他们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而不是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求助于中央政府。
但是，新法兰西的人们，远远落后于他们的邻居，譬如荷兰和英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新教徒定居的殖民地，世俗当局和神职人员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摩擦。
偶尔加尔文派或路德派的不同派别发生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一走了之，在森林的另一个区域建立属于自己的理想国，而这个区域基本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在加拿大，政府和教会之间一向针锋相对，争执不休。
很早的时候，耶稣会士们就踏上了这个国家，照管着那些可怜的野蛮人。
毫无疑问，那些野蛮人非常需要这些善良的神父教给他们一切。
但是由学识渊博、圣徒似的神父主宰的特别社会（天主教会的突击部队），决不接受政府高于教会的理论。
在美洲的巴拉圭，耶稣会士们曾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有军队，像一个主权国家一样，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在加拿大，他们从没有取得那样的成功。
但是，他们以及其他传教士，非常不满所谓的钦派总督对他们工作的过分干涉。
只要加拿大还是法国的一个附属国，他们同那些达官贵人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法国政府当然希望从美洲的领地中榨取一些钱财，因此，每年年底拿出赢利余额，是殖民官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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