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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标准之间，但是每回伸缩的长短不同，疏密不同，各有各的特色。
文学史的扩展从这种种尺度里见出。
这种尺度表现在文论和选集里，也就是表现在文学批评里。
中国的文学批评以各种形式出现。
魏文帝的“论文”
是在一般学术的批评的《典论》里，陆机《文赋》也许可以说是独立的文学批评的创始，他将文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讨论。
此后有了选集，这里面分别体类，叙述源流，指点得失，都是批评的工作。
又有了《文心雕龙》和《诗品》两部批评专著。
还有史书的文学传论，别集的序跋和别集中的书信。
这些都是比较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各有各的尺度。
这些尺度有的依据着“儒雅”
那个标准，结果就是复古的文学，有的依据着“风流”
那个标准，结果就是标新的文学。
但是所谓复古，其实也还是求变化求新异；韩愈提倡古文，却主张务去陈言，戛戛独造，是最显著的例子。
古文运动从独造新语上最见出成绩来。
胡适之先生说文学革命都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最容易见出改变了的尺度。
现代语体文学是标新的，不是复古的，却也可以说是从文字或文体的解放开始；就从这语体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新尺度。
这种语体文学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认，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
但是我们的文学史中原也有这样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学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
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这支流的一段，但这支流的渊源很古久，截取这一段来说是不正确的。
汉以前我们的言和文比较接近，即使不能说是一致。
从孔子“有教无类”
起，教育渐渐开放给平民，受教育的渐渐多起来。
这种受了教育的人也称为“士”
，可是跟从前贵族的士不同，这些只是些“读书人”
。
士的增多影响了语言和文体，话要说得明白，说得详细，当时的著述是说话的纪录，自然也是这样。
这里面该有平民语调的参入，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的指出。
汉代辞赋发达，主要的作为宫廷文学；后来变为远于说话的骈俪的体制，士大夫就通用这种体制。
可是另一方面，游历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马迁，却还用那近乎说话的文体作《史记》，古里古怪的扬雄跟《问孔》《刺孟》的王充，也还用这种文体作《法言》和《论衡》；而乐府诗来自民间，不用问更近于说话。
可见这种文体是废不掉的。
就是骈俪文盛行的时代，也还有《世说新语》，记录那时代的说话。
到了唐代的韩愈，提倡“气盛言宜”
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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