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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举出“懒惰”
与“欲速”
，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
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
与“欲速”
，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
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
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
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
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
他说的那种“迷信”
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
；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
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
……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
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
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
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
比中国的多。
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
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
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
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
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
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
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
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
，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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