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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章太炎利用编辑人的身份，以其一知半解、干燥无味的佛学论，占据了《民报》的大部分版面，简直是将《民报》作为其私有的佛学机关报。
三是章太炎创设无神论，以排斥耶稣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稣的机关报，蛊惑人心，莫此为甚。
四是章太炎以个人私怨，借《民报》为攻城工具，将《新世纪》视为论战对手，伤害同志感情，徒贻外人笑柄。
光复会于民国元年在《神州日报》上征集史料的告
五是《民报》自出版以来，日本政府绝不干涉，直至章太炎在《民报》昌言恢复台湾、朝鲜等主张，又鼓吹暗杀，这就严重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导致日本政府下令查封《民报》。
假如章太炎接手《民报》后萧规曹随，坚守其接手前的既定方针，那么《民报》恐怕就不会遭此毒手，恐怕至今都还应该存在。
现在看来这五条都没有多少道理，革命党人的回应不能不使已经伤心的章太炎等人更加伤心，这也就迫使光复会的重建步伐加快。
1910年2月，重建后的光复会委任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燮和担任南洋执行委员，代总部行事。
和同盟会一样，光复会也加强了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及广东一带。
以章太炎为重建后的光复会会长，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为章太炎也好，蔡元培也罢，他们的兴奋点都在学术、在教育，革命是心中的向往，但行动却是弱项。
这在光复会重建之初，陶成章就有所觉察，但他出于对全局及未来的考量，认为不过早扩张光复会，而是由章太炎在教育、文化方面多做些工作，以教育为契机和手段，尽可能在年轻…代读书人中物色成员，扩大组织。
待光复会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后，可将章太炎改任教育会会长，然后再选出具有行动力、执行力的人担任光复会会长，这就比较合适，也比较合情。
确实，章太炎的兴趣不在行动，而在著述和讲学。
不论在主编《民报》最紧张的日子，还是《民报》被查封之后相对清闲的时间，章太炎都对著述和讲学充满了无限的兴趣。
1906年秋，也就是他流亡日本的第一年，他就组织发起了“国学讲习会”
，吸纳一批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为弟子，先后有黄侃、钱玄同、吴承仕、朱希祖、沈兼士、朱宗莱，以及后来更名为鲁迅的周豫才和周作人、许寿棠、龚宝铨、任鸿隽等。
这批弟子后来都在不同领域作出相当贡献，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开创者和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是新旧文化连接的桥梁和纽带。
而这其中起引导和启迪作用的当然是他们的老师章太炎。
到了1909年，《民报》被查封了，章太炎的时间更多了，他困局东京，一面著书立说，一面更加勤勉地讲学，培养弟子。
他们还创办了一个《教育今语杂志》，尝试着使用白话去表达学术，这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国语运动应该起到直接的启迪作用。
竭力支持胡适白话文尝试的钱玄同，不仅是章太炎的忠实弟子，而且是《教育今语杂志》的重要编辑人，他的白话文与乃师的白话文几乎无法分辨，因而在后来编辑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时，就发生了他们师徒二人的著作权纠纷。
在日本流亡的日子里，章太炎参加了排满革命，成为著名革命家，而且是最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那些职业革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
1906年，孙中山会同黄兴、章太炎等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
这是《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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