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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章太炎认为，都督府代表不系国民，不当有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因此力辞代表，好像并没有出席12月26日的选举会。
而且，章太炎还认为，当此天寒地冻之际，南方军队确实很难北伐，很难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在此情形下，与北方议和，通过谈判达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当然也是可以的。
只是章太炎始终坚持他过去曾与孙中山达成的共识，本以破坏相期，不敢以建树相许。
换言之，推翻清廷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功成身退，也是一个必然选择。
所以章太炎并不赞成临时政府还要选举什么临时大总统，而是主张推举一个大元帅就够了，至于大总统，应该虚位以待北方之英。
有章太炎同样想法的在南方也为数不少。
但孙中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并不这样想。
孙中山认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大元帅。
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不是国家元首，没有办法以大元帅的名义办外交。
至于各方代表要求将大总统一职暂时留给袁世凯，孙中山的答复是，只要他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我就让他。
孙中山的想法和说法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但在章太炎看来，孙中山的这些做法和临时政府的一些举措，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当孙中山醒悟过来要聘请章太炎为枢密顾问时，章太炎坦然敬谢不敏，不愿合作。
其实，章太炎此时已通过赵凤昌、张謇等各方面关系和袁世凯建立了联系，而且他像当时许多政治家名流一样，发自内心认为就是一个“非袁莫属”
。
所以在稍后的建都之争中，章太炎坚定地站在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对立面，认为从战略格局，从文化背景看，北京都是惟一选择。
章太炎还认为，既然将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既然成为大总统，那么就应该给大总统充分信任，不应该以什么调虎离山之类的雕虫小技去折腾大总统为难大总统。
就算袁世凯真的到南京就职，谁有把握说他一定就会坚持共和，坚持你同盟会的那些主张呢？
章太炎的思想倾向是当时国内知识界一个具有共性的主张。
清帝退位，重建统一后，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央政权，是一个弱势的松散的联盟，还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呢？鉴于俄国正在策动外蒙独立，日本正在加强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几乎所有负责任的政党、个人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是章太炎此时政治构想的大前提。
坐而言起而行，是章太炎的人生特色。
当他意识到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时，他便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他、支持他。
1912年3月1日，章太炎以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的身份发布一个通告，宣布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宗旨为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
第二天，召开改党会议，章太炎的主题演讲强调统一党不取急躁，不重保守，惟以稳健为第一要义。
他在稍后发布的《统一党宣言书》，更强调本党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
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
在统一党成立会议上，经投票选举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5人为理事；汤寿潜、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清穆、叶景葵、庄蕴宽、蒋尊簋、唐绍仪、汤化龙、温宗尧13人为参事；黄云鹏、林长民、孟森、章驾时等为干事。
从人事构成看，统一党显然是接近于袁世凯的“总统党”
，是袁大总统手中可以凭借的重要力量。
章太炎和统一党坚定地站在袁世凯方面，而同盟会在不得不将政权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便急于制定一个专门约束袁世凯权力的《临时约法》，不仅大幅度削弱大总统的权限，而且因人而异改变政府体制，由孙中山时的总统制改变袁世凯时的内阁副署制，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了契机。
对于孙中山、同盟会的这些约束制度，章太炎认为没有必要，甚至认为同盟会那些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他在主编的《大共和日报》上一再发表否认《临时约法》的文章，指责参议院只不过是各省都督府说指派，既非民选，就没有资格代表国民行使主权制定约法，强行因人而异制定的什么《临时约法》不过是以揽权猜忌之心，制定一部荒谬抵触的法律而已。
章太炎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已经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既然袁世凯已经郑重宣誓效忠共和，你还这样像防贼一样的防着人家，这不是让国家元首没有面子，丧失威权，无法有效履行职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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