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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没有丰富的和真实的记载（所谓“书事记言”
），自无从“勒成删定”
，而“俊识通才”
也就成了空话。
当然，仅仅有了“博闻实录”
，没有“俊识通才”
去“勒成删定”
，也就无法写成规模宏大、体例完备、思想精深的历史著作，无法成就史学事业。
刘知幾在理论上对中国史学的总结和他所举出的董狐、南史、班固、陈寿等实例，论证了中国史学是以求真为其全部工作的基础的。
这种求真精神，从先秦史官的记事，到乾嘉史家的考据，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史学。
人们或许会注意到，《史通·直书》篇列举了唐代以前史学上以“直书”
饮誉天下的史家，他们是：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司马迁、韦昭、崔浩、张俨、孙盛、习凿齿、宋孝王、王劭等。
他们或“仗气直书，不避强御”
；或“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或“叙述当时”
，“务在审实”
；等等。
这都需要“仗气”
与“犯讳”
，显示了他们大义凛然的直书精神。
刘知幾所处的唐代，也有许多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官和史家，如褚遂良、杜正伦、刘允济、朱敬则、刘知幾、吴兢、韦述、杜佑等，在求真精神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这里，举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例，用以说明在中国史学上求真精神是怎样贯穿下来的。
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宠臣张易之、张昌宗欲加罪于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元忠“谋反”
。
张说始已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幾等人的劝说之下，幡然悔悟，证明魏元忠实未谋反。
到唐玄宗时，此事已成为历史事件，吴兢与刘知幾作为史官重修《则天实录》，便直书其事。
时张说已出任相职、监修国史，至史馆，见新修《则天实录》所记其事，毫无回护，因刘知幾已故，乃屡请吴兢删改数字。
吴兢终不许，认为“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被时人称为“当今董狐”
[30]。
吴兢虽面对当朝宰臣、监修国史，仍能秉笔直书与其有关且并不十分光彩的事件，又能当面拒绝其有悖于直书原则的要求。
这如没有史学上的求真精神，没有一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境界，是做不到的。
这种董狐精神所形成的传统，尤其在历代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的记述与撰写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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