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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代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
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史乎！
史乎！
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这表明，史学对于文明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
而表现出来。
这是“新史学”
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三）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
的特点之一。
梁启超认为：
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纪年”
的专题。
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
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
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关于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
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两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
他认为“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
“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
“合此六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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