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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殊途，必通诸夏”
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
。
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
的史家。
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
。
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
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
，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他说的“极古今之变”
，是从时间上亦即从历史进程上着眼。
他论司马迁，也强调了这两个方面。
通观《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
，揭示历史的联系，二是重历代损益、“古今之变”
，揭示历史的变化。
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
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
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
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
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
，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
、“断绠”
、“伤风败义”
（即曲笔）等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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