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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9]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
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
（或曰“来今”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
《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二）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处，认识历史上的典制对于考察当今典制得失，观察其发展走向都是有益的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0]在孔子看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
按照这个道理，将来继周而起的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孔子的这个认识，元初史家马端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
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
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
圣人盖已预言之矣。
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
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
[11]
这里说的“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
，是指一些朝代在“得国”
与“丧邦”
方面的具体原因，各自殊异，不可能有“相因”
之处。
这当然是对的。
但这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说的，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原因提升到理性上去认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仍有“相因”
之处可以“参稽互察”
。
而这在历史认识上则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也更有价值。
这一点，马端临没有指出来，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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