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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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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无隐”
,秉笔直书,从史家的主观愿望上看,都是为了追求信史。
但是,或因年代久远,或因文献散佚,或因记注者所记原不确切,或因前人诸说歧异等原因,史家难以对所有的史事都有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必然存在着疑问和缺漏。
因此,便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的撰史原则的提出。
孔子在讲到杞国与宋国的制度时,慨叹过“文献不足”
[52]。
他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
[53]的话。
这两句话至少告诉人们,对于文献,对于史书,都应持慎重态度。
《春秋》记事简略,有的地方会引起人们在理解上的歧异。
因此,《穀梁传》的作者一再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54],“《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
[55]。
在这里,《穀梁传》的作者针对《春秋》所记何事说这番话的,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从大处着眼,指出了《春秋》撰述中的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原则较早的表述。
关于信史原则,后来司马迁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写道:
五帝、三王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
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这是说,孔子作《春秋》,因有史文可凭,所以年月日都记载得很详细;而相传孔子序《尚书》,就没有年月了,只有持“疑则传疑”
的慎重态度了。
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即以《春秋》和《尚书》作比较,阐述了孔子所恪守的信史原则。
而司马迁本人,正是认真贯彻这个原则的史家。
他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
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
其《货殖列传》序又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外戚世家》后论又说:“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
等等。
凡属于这一类情况,司马迁都作了明确的说明,从而表明他是极其自觉地继承着、发扬着孔子以来所坚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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