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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方可成为“史才”
。
这是他的史家素养论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他说的“才”
，主要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
他说的“学”
，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
他说的“识”
，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
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其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
的境界。
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
他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即“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15]。
他也主张史家应当博闻多识，但仅做到这一点是不能成为良史的。
在刘知幾以前，不少史家对史书的事、文、义分别有过一些论述，也有许多真知灼见。
而刘知幾超出前人之处，一是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二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三是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
刘知幾本人并未明言《史通》与“史才三长”
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通观《史通》全书，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论，都是可以按照才、学、识这三个范畴去划分的。
刘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长”
论，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了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史学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影响所及又超出史学范围，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
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16]史学批评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不少篇目论及“史才三长”
，而以《史德》最为精到，从而发展了刘知幾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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