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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孔子据《鲁春秋》而写出编年体史书《春秋》，成为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私人撰史的史家。
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大约2500年中，史官以及并非史官的史家层出不穷，代有名家。
他们世代相承，把中华民族的自觉的历史意识继承和发展下来。
中国史学的这个特点，不仅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而且为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所推崇。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反映在史家历史观点上的突出成就，首先，是认识到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如司马迁说的“述往事，思来者”
[2]。
其次，是认识到历史是变化的，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说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因此，“通古今之变”
成为司马迁以后不少史家追求的目标之一。
再次，是肯定历史在变化中的进步。
例如，杜佑《通典》论分封、郡县的弊与利，认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
[3]；论民族风尚，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4]；论人才状况，认为“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
[5]；等等。
反映出鲜明的历史进化思想。
最后，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早已有所发展的、认为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思想，如司马光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6]。
这些历史观点，还有其他一些进步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都有丰富的积累。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许多事实证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辩论，都直接影响到当时政治上的重大决策。
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7]这话极简洁地概括了历史意识对社会实践（这里主要是指政治实践）的反作用。
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促进各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重要的作用。
自司马迁著《史记》而以周边少数民族入史，此后成为历代“正史”
撰述的传统。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人们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大原则上的共同的社会心理和历史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之凝聚力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
总起来看，可以认为，中华民族的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的核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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