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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正反映出了他的批判精神。
春秋末年晋国史官史墨的认识，比史伯又进了一步。
他所说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226]的话，不仅完全肯定周王室衰败的现实趋势，而且还从更长的历史过程即夏、商、周的更迭来看待朝代兴亡的历史趋势，以及诸侯兴衰的趋势。
这种对历史的解释已经包含了若干规律性的认识了，因而显示出更明确的历史批判意识。
史伯和史墨，是中国史学上历史批判意识产生时期的先驱人物。
秦汉以降，历史批判意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在不断发展。
汉初，陆贾、贾谊等人，对秦朝统一后政治上空前的成功的评价，以及秦朝统治者在攻守之势即取与守之术认识上的错误的分析，是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之自觉的反省。
他们的著作和言论，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所推崇，使人们受到震撼和启迪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
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问题，虽然是那个时代有些人在谈论的问题，但司马迁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自觉的和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
他一方面要把作为“上帝”
的“天”
在天人关系中即在社会历史中的主宰地位予以推翻，而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宰地位。
另一方面是要探讨古今联系、古今变化、变化中的进步及其自然之势，从而确立起对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总结了历代兴亡治乱之故，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极盛时期的西汉皇朝所面临的新问题。
司马迁的历史批判意识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把所有的朝代、重要的人物都放到总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使朝代的兴亡、人物的得失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二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感染力能够历尽变迁而长存，真正具有“述往事，思来者”
的魅力。
在古代史家中，能够像司马迁这样，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达到如同司马迁在当时所达到的历史批判意识的高度，是罕见的。
这固然是因为司马迁具有特殊的学识、特殊的经历、特殊的家学传统和特殊的先人遗命，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史学发展阶段。
但是，在司马迁以后的古代史家中，具有历史批判意识的史家，都不乏其人。
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提出了新的问题，把历史性新意识推向更深的层次和更高的阶段。
如荀悦、虞世南、魏徵、司马光的君主论，魏徵的秦、隋兴亡相较论，李百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说、天论，杜佑的“中华”
、“夷狄”
同源、同风论等，都是历史批判意识深入发展的突出表现。
又如刘知幾、郑樵、胡三省、王世贞等人，于史学批判中包含了历史批判的丰富内容，则是历史批判意识深入发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批判意识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李贽对旧的伦理观念的批判，黄宗羲对君权的批判，顾炎武对君主专制主义政体的批判，王夫之对历代腐败政治统治的批判等，都是历史观念中从未有过的最深刻的批判。
历史批判意识的发展，预示着传统的历史观念的危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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