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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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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君主论，多夸大了君主的历史作用，即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是一种典型的“英雄”
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念。
同这种观念相近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是强调各种人才在历史上的作用。
司马迁在评论刘敬、叔孙通的时候，这样写道：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信哉！
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
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
，盖谓是乎？[185]
司马迁所引用的这段俗语，以“千金之裘”
、“台榭之榱”
来比喻，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存在不是“一士之智”
可以达到的。
这个朴素的比喻，包含了进步的历史观念，即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出来的，它需要许多人的才智参与创造。
这里并没有说到民众参与创造历史，但显然已不同于对君主作用过分夸大的那种历史观念。
它强调的是众人的作用。
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这个认识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引用这段俗语是很自然的事情。
通观《史记》，司马迁所肯定的，岂止是刘邦创立帝业时手下的大将、谋臣，岂止是“建万世之安”
的刘敬、“为汉家儒宗”
的叔孙通。
在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中，他是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从帝王将相到游侠、佣耕，从儒林学人到工商业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都在他的评价之列。
司马迁的人物论，实已远远超出“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或“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
的范围。
这在古代史学上是难能可贵的了。
基于上述观点，魏徵在《隋书》史论中称道李谔等人各有所长，“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
[188]，充分肯定他们各自在某个方面的专长和作用。
魏徵夸奖李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邺中，声飞关右。
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
[189]，高度评价了李德林的才华出众及其在隋皇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魏徵突出地表彰了隋朝在南下灭陈、统一全国的事业中的将领，指出：“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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