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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变”
。
唐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历史观念，比起以往的人们来说，更加强烈了。
当然，《通典》在具体的记述上，却是十分郑重的。
其《食货典》序称：“陶唐以前，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也。”
因此，《通典》所记黄帝事，极为简略，反映出杜佑严谨的治史态度。
在这方面，他颇具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
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黄帝”
的历史文化影响。
然而，《通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在当时来看是达到了最高认识成就的见解。
杜佑对“中华”
、“夷狄”
文化同源提出这样的认识，“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
[171]，“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
[172]。
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上的差别，并以此来批评一些人的民族偏见，这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元朝统治者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那种气度。
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
。
撰写“正史”
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
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
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
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
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
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
[173]
《辽史·太祖纪》后论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
元朝史臣以《周书》早于《辽志》，故于两说之中采早出者为是。
这一方面显示出元代史官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700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
的历史影响之大。
而更使人感到一种深层的历史意识是：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
云云，若出于汉、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于元代史家之口，显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于私家历史撰述，无疑反映了民间的传统认识，而其出于官修正史，显然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
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一字千钧。
它所具有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于黄帝还是炎帝的范围，而有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认识价值。
从这里，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炎黄和炎黄文化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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