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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炎黄象征与历史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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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常常是同认识它的历史源头或它的民族象征联系在一起的。
而黄帝、炎帝就是这个源头，这个象征。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上大一统时代的几个突出代表，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迁移、组合而走向新的融合的几个大时代。
这几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鲜明地反映出炎黄和炎黄文化精神的民族凝聚作用。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
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61]。
那么，“通古今之变”
这个“古”
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首端”
[162]的大事。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
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
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所谓“本纪书首”
，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
这个“古”
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
、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是作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的结论。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
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
到“长老”
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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