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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
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
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刑罚罕用，罪人是希。
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
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
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
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
，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
，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
的历史经验等，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
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的局面。
可见，汉初社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而这一国策的连续性在大臣中也有明确的反映。
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123]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
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
从刘邦的“承敝易变”
、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
，到惠帝、吕后的“无为”
和曹参的“遵而勿失”
，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王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
和稳定的统一。
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
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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