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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道汉代“承敝易变”
，意在提倡历史中的“变”
，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变”
是有极大的局限的，是“终而复始”
的“变”
。
当然，这在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历史观念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谐音。
五德终始说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的说法，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说和东汉的谶纬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班固撰《汉书》，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
、“唐据火德，而汉绍之”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102]，则显然是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
其后，随着正闰论、正统论的兴起，它们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终始说。
在中国史学上，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国史学之观念形态的优良传统之一。
在“变”
的观念上，它同循环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在“变”
的性质和“变”
的方向上，则不同于历史循环论，而是认为社会历史在变化中前进，在变化中发展。
《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
《易·杂卦传》：“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这是较早的朴素进化观点。
韩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说，提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
[103]之说，是很明显的朴素进化思想。
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的思想，则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
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说的形成，把历史视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进过程，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朴素进化观点，且与近代的进化论有比较重要的历史联系。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发展朴素进化观方面，有越来越突出的成就。
这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是关于人心风俗。
史家吴兢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太宗以为然。
封德彝等人反对魏徵的主张，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魏徵运用历史知识来反驳他们，指出，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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