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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循吏；“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这是游侠；“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
，这是佞幸之臣；“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这是工商业者；等等。
《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
，都继承了这种方法，并因时而异，各设有类传。
这种方法，在编年体史书中也有采用，即关于历史人物则按“言行趣舍，各以类书”
[39]处置，扩大了编年体记事的范围。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也是采用这种方法裒辑起来的。
他说：“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
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40]宋人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分20门，举400余事，也是用了分类的方法写成。
可见分类的方法，在古代史学上的应用是很普遍的。
中国古代史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懂得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评论历史，批评史书。
即以《史记》为例，它常以两两对照的写法，以表示著者的意指，如《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和《萧相国世家》，《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和《汲郑列传》等，都是可以对照着读，从而看出著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写成的[41]。
在其后的史家中，比较的方法也有广泛的运用。
陈寿著《三国志》，于魏、蜀、吴三国自有一番比较，这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吴书·吴主传》等三篇纪传及其后论中大致可以看得出来。
陈寿对曹操、刘备、孙权的不同评价，实则也比较了魏、蜀、吴三国的不同命运。
此外，《魏书·董二袁刘传》对董卓、袁术、袁绍、刘表，也是作为比较而合传的。
这些比较，都是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所作的比较。
唐代史家进一步从历史进程上展开比较，他们在探索隋朝为何速亡的原因时，注意到以秦朝和隋朝作比较，认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42]从李百药、柳宗元、顾炎武等人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比较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深刻的结论的提出，是离不开比较方法的。
古代史家关于比较方法的运用，还非常广泛地存在于史学批评之中。
关于《春秋》三传的比较，关于马、班的比较，关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
同《南史》、《北史》“二史”
的比较，关于新、旧《唐书》的比较，关于新、旧《五代史》的比较，以及关于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比较，关于“会通”
和断代的比较，关于国史、野史、家史之是非的比较等，是魏、晋以降直到明、清，史学家们不断提出，不断探索的问题，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问世。
如张辅的班、马优劣论[43]，刘知幾的《史通·二体》，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44]，以及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许多篇目等，都是比较研究的杰作。
古代史家对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认识上和运用上，都有自觉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偶然的表现。
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写道：
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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