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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历史，怎样表述历史，重新评价历史，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理论发生变化的几个核心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讲到“史的目的”
时，认为“求得真事实”
、“予以新意义”
、“予以新价值”
、“供吾人活动之资鉴”
是史学的目的。
他的《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历史的资鉴作用及其事实基础、认识基础、价值基础。
这就把古代史学理论大大向前发展了。
史学理论的变化，还反映在史家对撰述中国通史的认识上。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可以看作是这方面变化的较早的标志。
第三，研究方法的变化。
这个变化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与建设。
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是“新史学”
的一个重要内容，认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都与史学有直接的关系；如伦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理论也往往同史学有间接的关系。
而特别是史料学的建设，对史学的近代化有重大的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专章论述史料的分类、搜集与鉴别；其中，对于考古资料和外文资料的阐述，具有新的含义。
其次，是世界观念与比较研究的方法。
从《海国图志》问世起，中国史学家逐步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观念，并从这一观念来看待世界各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撞击，也推动着史学家从世界的观念和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历史。
“新史学”
的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都包含了这一新的观念和比较的方法，章太炎所著《訄书》，有不少部分都是吸收了西人、西史同时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新见解。
第四，表述形式的变化。
古代史学所拥有的多种表述形式，在近代史学上仍然有其生命力。
但作为史学近代化在表述形式上的主流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以时间为顺序、以史事的逻辑关系为结构的层次分明的章节体史书的出现。
其最早的代表著作是1907年出版的夏曾佑所撰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二十世纪以来，这种表述形式的史书成为史书的主要形式。
中国史学近代化趋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史学近代化的萌发时期；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了表现这一趋势的初步的理论形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史学近代化的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上也更加丰富起来。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疑古”
和“考信”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陈垣的宗教史、文献学研究等，都有辉煌的成就。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后一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它有力地推动了史学近代化历程，并进一步把史学引上了科学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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