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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100卷,最后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年),它是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国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成为一部系统的介绍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
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
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
。
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是近代史学萌生的特点之一。
他还讲到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作者是要借这书来回答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问题。
《海国图志》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反映了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这跟欧洲人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御侮”
,故开卷就是“筹海”
之议:议守、议战、议款。
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
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阐述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只讲皇朝兴亡盛衰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中讲科学技术的部分,占了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这跟以往的史书在内容上也大为迥异。
《海国图志》的这几个特点,鲜明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海国图志》的60卷本已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日本学人的推崇。
王韬曾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从而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
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东极扶桑西欧洲”
[45]。
在清代后期,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
的中国学人。
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
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初撰本完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凡14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撰成《重订法国志略》,增为24卷。
此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详细记述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
王韬在重订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
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
王韬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当年(1871年)即撰成《普法战纪》14卷,此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传入日本,受到日本学人的重视。
他后来应日本学人之邀游历日本,即与此有关[46]。
《扶桑游记》撰于光绪五年(1879年)作者游历日本之时,多记形势、时政;《漫游随录》编订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记旅欧见闻,多论及科学技术。
这两部书,是对《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撰述主旨的饶有兴趣的补充。
恰值王韬将《漫游随录》诠次成书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40卷。
此书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
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
作者《自叙》说:“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
三年后,作者在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络旧闻,参考新政”
,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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